2月19日他在该报发表短文《举一个例》，点名批评莫名奇、耿庸“挟高尔基（鲁迅）以自霸”的文风，并指出：“自然，（这种）手段是巧妙的，但要留心的是自己的背景，倘使挺得直，正不必自附于高明的。”还指出：“但要进步，必须摒除宗派，建立真正的批评，不分敌友，逢人狂吠，即使满嘴‘进步’，也无非信口胡说。”
《时代日报》“记者”对许广平的采访就在这场论争的节骨眼上，许广平“谈话”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还没有完。3月17日，耿庸又在《文汇报》副刊“新文艺”上发表《略说不安—兼致唐弢君》，申辩道：“为了抗击蔚然成风的一些作品里的堕落倾向，曾写了两篇小杂文，招来了巴金先生及唐弢之流的不着边际的谩骂。”他认为唐弢文中“背景”云云有弦外之音，于是又写道：“还听说，有精神颇不康健的先生说，我写的杂文是受胡风先生指使的。”接着便郑重声明：“我说的话，就只是我要说的。”
实际上，胡风和他的青年朋友们对巴金其人其文早有不满，几年前就曾打算在《希望》杂志上对其进行公开批判，《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两封书信可资佐证——
1945年1月12日路翎在致胡风的信中写道：“谷兄：寄上书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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