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非但曹操，就是孙权、刘备，在他们本身即使根本没有称帝之心时，其下属也千方百计瞄准机会，怂恿、鼓动其“早登大位”。为什么？刘备在攻下两川之后，“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刘备不肯，诸葛亮劝谏时就道出其中原由：“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刘备颇为坚决地说：“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又不能强逆属下，只好暗示他们“可再商议长策”。但诸将不解，还是一个劲儿地说：“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深谙刘备心理的诸葛亮，只好出来做众人的思想工作：“主公平生以信义为本，未肯便称尊号，今有荆襄、两川之地，可暂为汉中王。”（第七十三回）二年之后，为劝谏刘备登位称帝，诸葛亮又故作忧虑成疾，对刘备喟然叹曰：“……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若文武皆散，吴、魏来攻，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刘备见事态如此严重，只好摈弃“恐天下人议论”之潜藏于心底的想法，答应即位称帝（第八十回）。由此可见，心存大志（其最高境界就是登帝位），是吸引、汇聚、团结人才，巩固、发展事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刘表、刘璋同为汉室宗亲，又都占有战略要地，且都民附粮丰，兵强马壮，但就因为他们胸无大志，不敢向四方展足，只是“坐守城郭”，充“守户之犬”，所以不仅失去了众多有才智的人，而且连祖宗的封地也失去了，其本人或后世子孙成为他人的俘虏。曹、孙、刘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人，所以才由他们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但他们谁都不会首先称帝，否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又富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曹操更不会首先代汉称帝。就曹操的心理和当时的情势而论，以他的权力和地位，对内可以号令一切，随心所欲，一切均在自己掌握之中；对外又可“奉天子明诏”，以顺讨逆，既有政治上的主动权，又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何必非要走既不合时宜，又不得人心那一步不可呢？曹操是讲究务实的人，他不会因炫示“浮华”、“名份”而失去人心，失去道义。

第四，“汉朝气数已尽”的思想意识已渗入社会各阶层，汉天子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其往日所特有的令人敬畏而神圣的“灵光”，这就等于在人们的心理上宣判了东汉王朝的死刑。休说一方诸侯孙坚（匿藏传国玉玺就是铁证），出身四世三公高贵门第的袁术（尽管无人捧场，自己还是先圆一次皇帝梦，先过一回皇帝瘾），不拿汉天子当回事儿，有取而代之的称帝之心；就连自诩最忠诚于朝廷和皇帝，令千秋万代景仰的忠义典型关羽，似乎也不把汉天子放在眼里。不是这样吗？在他被曹军围困土山，成了瓮中之鳖，“死之不义，降之不忠”的两难境地下，与曹操郑重约定了看似很体面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看，这不明摆着把自己放到汉帝的敌对面去了吗？归降之后，曹操“表奏朝廷，封云长为汉寿亭侯，铸印送关公。”当关羽得知刘备去处，封金挂印，离曹营扬长而去。这似乎是非常忠义的表现。然而封“汉寿亭侯”，虽然是由曹操“表奏朝廷”，但毕竟是由汉天子亲自批准的，应该说是很郑重、很正统的，但关羽却不屑一顾，他心中只有大哥刘备。当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又再次以“汉寿亭侯”之爵授封给关羽时，他就坦然而纳，欣然而受了。忠义贯千秋，以扶持汉室为己任的关羽都如此对待汉朝天子，更何况他人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曹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否则就是“汉贼”，就是奸佞之人？顺便提一句，刘备在自立汉中王时，曾不无担忧地对臣子们说：“汝等欲尊吾为王，不得天子明诏，是僭也。”一个渴盼“天子明诏”以避“僭逆”而不可得，一个却把天子亲自御封之印弃之如敝屣，这究竟孰真孰假，谁对谁错？

第五，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人物之口曾多次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是公认之理，即使提出并严格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等级观念的儒家们对此也是很赞同的。按当时情势来看，曹操即使“代汉帝而自立”，无论在情理上，还是在客观可能性上，都无大碍，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曹操并不如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和决心，他甚至公开地向下属们宣布，在自己死后，妻妾全都改嫁，目的是让她们传扬自己的这番心意，好使别人都知道。在《三国演义》中未提到这件事，却提到将“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并且还嘱咐说：“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无疑，遗嘱是一个人最后的、也是最挂心、最重要的心声。从曹操的遗嘱来看，他不仅没有显露出丝毫“为帝为君”的意思，而且还把自己降到平民百姓的位置：休说帝、王驾崩后的后妃们，就是普通官员的遗孀，有哪一个还需要“卖履自给”呢？其实，曹操的遗孀们未必就沦落到要“卖履自给”的地步，但做为“遗嘱”，它起码明白无误地表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死后的曹操再也不是什么王公大臣，他和他的遗孀们都是平民百姓，不仅没有了往日令人炫目的崇高无比的社会地位，而且就是在物质生活上，遗孀们今后也只能“自食其力、自谋生计”了。按说在诀别人生之际，遗嘱同时也是最能袒露无遗的心声，是无须再讲什么策略和隐衷的；想曹操也该如此吧？曹操也确实如此，你看，他 “又遗命于彰德府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原因是“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第七十八回）

从上述几点看来，曹操不是没有条件和能力篡汉称帝，而是从根本上就不打算篡汉称帝；不管是敌方的秽言诬陷也好，或是下属的真心劝谏也好，还是不明真相的人“妄相忖度”也好，他始终不为所动，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奉汉天子为帝，对汉帝称臣。因此，将曹操说成是企图篡汉称帝的“奸邪篡逆”之人，显然是不妥的；从“奸雄”这一概念出发，附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言词，不是虚妄加之，就是着意贬之，或是借故辱之，总之是不实之词。

          曹操为什么不篡汉称帝？

曹操虽有条件和能力，但始终不篡汉称帝，究竟为什么？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疑问。

首先，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是有一个逐步的变化过程；并且他异于常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在“临界点”戛然而止，没有“得陇望蜀”之欲。举孝廉时才20岁，因担心自己年青，又不是“清流”、“处士”出身，怕被别人看不起，只想做一个地方官，用自己政治教化的显著政绩，来确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这一点他任济南相时做到了，但其中也得罪了不少权贵和宦官。为避祸及家族，他托词辞职回乡，“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然而国家多事，边塞诸侯谋反，黄巾军风起云涌，遂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此时最大愿望是做个“征西将军”，“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第五十六回）。之后，南征北战，东讨西杀，基本荡平群雄，随之也升迁为丞相。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曹操是属于“自知者明”之人，他深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已达顶点，“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这恰好说明和证明了为什么当时只有他才是如史学家陈寿所说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其次，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博学多闻的曹操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尤其在道德观念、礼仪规范等方面，以儒家教诲来约束、要求自己。病逝前，孙权致信愿俯首称臣，属下也乘机再次劝谏“顺天应人，早正大位”，他又一次明确宣布“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他常用齐桓公、晋文公、燕国大将乐毅、秦国大将蒙恬等人的典型事例来警诫自己，甚至当读到有关他们的书时，“未尝不怆然流涕”。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自律，知恩图报。他说，从祖父到本人，祖孙三代都很受信任，担任重要的官职，连同子桓（曹丕）兄弟这一代，都超过三代了，如此累世隆恩，我怎么敢有“不逊之志”呢？

第三，曹操不仅有明确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也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能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准确判断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比如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要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曹操当即拒之，并告诫他们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3）即使在自己生死攸关之际，也不贸然行事，比如他发现御医吉平欲毒杀自己，并由此发现汉献帝破指密授给董承“殄灭奸党”的衣带诏，便与众谋士商议，欲废却献帝，更择有德者立之。程昱上谏，曹操就采纳了他的话，终止了自己不理智的行动。

第四，其实，说到底，曹操也并不是什么“贞节烈女”，他在有生之年所以不篡汉自立，并不是因为他是汉天子的忠实保卫者、守护神，而是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他虽然看透了汉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是早晚的事，但现在时机未到，主要是雄据江南的孙权、偏据西南一隅的刘备两个集团，不仅非一时能克胜降伏，而且他们还时时刻刻在伺机进犯；如果此时代汉自立，不仅取消了原来自身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且反过来增加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御我的口实，这当然不是明智之举；二是他看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正因如此，他才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事实证明，朝廷内忠于汉室的大臣尚不在少数，就是说还未形成“群卿同欲之势”，故如上述他劝阻王芬、许攸所说的那样，废立尚不可行，自立更不待说。三是他自诩“孤为周文王”，其实还有另一深层含义，那就是象周文王那样在自己身前尽量削平群雄，增强国力，以为后嗣者一统天下，统御国家，打下坚实基础。这一点，曹操的有些谋士曾看出了一些端倪。

有这样一句哲言：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本能；知道自己不该要的，是智慧。不管人们怀着怎样的愤恨去诅咒曹操“奸邪篡逆”，但曹操毕竟在事实上没有“代汉帝而自立”，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有自知之明的智慧之人。

          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

前面我们以事实论证了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又探讨、分析了他为什么不篡汉自立的种种原由，但做为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曹操又该怎么办呢？他既不能游离于激烈动荡的现实斗争之外，又不能象文人雅士那样，纵情于山水之间。别无他途，曹操只能义无返顾地祭起权利的大纛－――挟天子以令诸侯。欺君篡政的确切涵义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人们抨击曹操的主要口实，也是说他奸邪祸国的主要依据。其实，挟天子以令诸侯既是曹操的主观愿望，同时也是客观形势所使然。

其一，汉献帝继位时方才九岁，是被董卓废却其兄少帝后而扶上皇位的，董卓以虎狼之心专断朝政，少年献帝自然是掌中之玩物。王允设计除掉董卓，但献帝又陷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肆意作践的骚乱之中，其间颠沛流离，饱偿困辱，甚至被劫持，休说保持皇帝尊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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