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军事、学识上的才干，使曹操不能不成为时代的强者。而做为强者的曹操，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包藏宇宙，吞吐天地，志存高远。是否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是确定一个人人品高下、心理素质高低的关键性因素。因为理想、信念既是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又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有没有理想信念，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这在人的具体行为中，在人的精神状态中，是可以显现出来的。在人才如星汉灿烂的三国时代，曹操似奇峰突起，轶群绝伦，就是因为他首先有非比寻常的理想和抱负。曹操认为“英雄”异于常人的只有两点，那就是有大的志向和大的智慧，他为“英雄”下的定义是：“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他既自豪又自信地对刘备宣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第二十一回）当然，曹操既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一踏入社会就确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又高于一般普通人，他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更正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如前面所述。尤其可贵的是，曹操为自己确立的奋斗目标都是切实可行的，并没有虚妄而脱离实际的，或者鼠目寸光，或者野心膨胀。

机警敏捷，权谋多变。曹操从小就“有权谋，多机变”。他对叔父总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特别恼火。怎么办？他没有采取对着干、顶风上的简单粗笨方法，也没有采取撒泼耍赖、破罐子破摔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智慧的抗击手段：仰面倒地，诈装中风。正是这一小小的伎俩，便使叔父在父亲面前的形象遭到置疑，信誉遭到破坏；不仅使自己不良的过去得到“平反”，叔父所有的“告状”归于无效，同时也为自己今后行为更加放任不羁铺平了道路。一箭三雕，一石三鸟，可谓聪明之至。在后来的奋斗中，每当面临困境的时候，曹操总会“急中生智”，巧妙地化险为夷，化难为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他忽心生一计，虚指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第二十一回）

坚毅果敢的军人气质，精深巧妙的军事领导艺术。曹操不仅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领导者。与其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曹操更富军人的气质和特质。如曹操借仓官之头释解众怨后，牢牢地、紧紧地抓住机会，严令诸将三日内破贼。为了显示决心和勇气，并以此激励全军，他“亲自至城下，督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有两员裨将畏避而回时，他深知这是关键时刻，稍有畏难、松懈情绪，定会一败千里，前功尽弃。他果断地亲自用剑将这两名裨将斩于城下，并“自下马接土填坑”。正是在曹操这种坚毅果敢、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和行动的激励、鼓舞下，“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结果是“城上抵敌不住。曹兵争先上城，斩关落锁，大队拥入”（第十七回），取得了这场征伐袁术的全面胜利。能够全面体现曹操做为军事统帅整体素质的，是在第二次讨伐张绣时。曹操在“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曹操此举非常之妙，一是向百姓亮明了此次征伐的合法性、正义性（天子明诏，与民除害）；二是不得已而起兵，但绝不扰民害民，取得了老百姓的全力欢迎与支持；三是以严肃的态度统军，以严明的纪律治军，一方面显示和提高了统帅的声望和权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事不止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曹操所骑马被田中一鸠所惊，践踏了一大块麦田。这该怎么办？这对曹操才是个严重的考验和检验，这可比与袁术对峙时进退两难之难而更难。曹操不愧是曹操，他在不慌不忙中使这一难题一步步得到合理又合法的解决。首先他“随呼行军主薄，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薄当然只能说“丞相岂可议罪？”但他当众却说：“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无疑，曹操这是在做秀：身边那么多忠贞不二的文官武将，岂能眼睁睁地让他拔剑自刎？何况那些智谋之士肯定会很快找出理由，想出办法的；果然第一谋士郭嘉就引经据典提出：法不加于尊。这时曹操故意沉吟良久才说：“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其实，“法不加于尊”他未必不知，只是由他人引经据典提出来更好；而“沉吟良久”则另有深意：表面看好象在心里再三斟酌我是否按“法不加于尊”去办；而实际是在苦思怎么解决才既体面又合理。他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说：“割发权代首。”非但如此，还要“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第十七回）曹操就这样把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儿顺顺当当地解决了，而且起到了更加理想的效果，其精深巧妙的军事领导艺术令人叹服。

《三国演义》作者引诗说：“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人们长久以来也以“割发代首”来说明曹操的奸诈。其实这是偏见。在古代，人们是很看重头发的，《孝经》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人把头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认为头发、皮肤都是父母给的，只有精心爱惜，才是孝的开始。众所周知，汉代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只有被举荐为“孝廉”（即孝敬父母，廉洁公正），才有出仕做官的资格。如果某人犯了罪，其中一种刑罚就是“髡”（音昆），即剃去头发。比如诸葛亮因马谡背违军令痛失街亭将其斩首示众，马谡参军即《三国志》作者陈寿之父也负有责任，就被处“髡刑”。但髡刑是不能施加到士大夫头上的。《新书》中说：“是以系、缚、笃、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因此，曹操本不该受“割发”这种刑罚的，为了显示、证明自己公正、廉明，以身作则，就对自己施行“割发”以代首，从当时来看，这样的刑罚已属不轻，并非是奸诈之为。

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拒日久，军力渐乏，颇有退军之心。荀彧回信说“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这才下了“死守”的决心。但何时才是打破僵局的契机？这时突然禀报许攸从袁绍处来投，当即十分兴奋，书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

……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大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

这一段描写把曹操难以自抑的兴奋、喜悦、激动之情，通过形态、表情、语言、动作直至穿戴衣着等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来，可谓精彩之至！曹操为什么如此真诚、动情地欢迎许攸？是什么原因竟使久经官场、沙场风浪的曹操如此洒脱、忘形？其原因就在“子远（许攸字）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一个“肯”字，蕴含了多少情意和期冀，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破绍的绝好契机。许攸提出必先偷袭袁绍存粮重地乌巢，“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寨中。”但大将张辽提出“袁绍屯粮之所，安得无备？丞相未可轻往，恐许攸有诈。”曹操回答：“不然，许攸此来，天败袁绍。……今劫粮之举，计在必行，君请勿疑。”（第三十回）依了许攸之计，曹操不仅大破袁绍，取得了以七万之众对七十万大军的官渡之战的决定性胜利，而且还收降了袁绍大将张郃、高览。史志中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9）

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做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不仅有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有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的组织领导才能。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乘曹操西征张鲁之机，孙权驱兵十万围攻合肥。守将张辽正为此愁闷，曹操派人送来密书一封，内云：“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出战，乐将军守城。”这难道说就是千里迢迢急送来的锦囊妙计？李、乐二将不解，唯有张辽识其“玄机”：原来曹操深察属下之才智，知辽、典勇锐，使之战必能挫敌锐气，且张辽智勇兼备，命为主将；,乐进持重，使之守城必无疏漏。果然三人遵嘱大败孙权，顿解吴兵之重围，张辽也在这次保卫战中声名大振，“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第六十七回）晋人孙盛为此评论说：“至于合肥之守，县（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曹操）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云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10）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他列举了十个方面的例子，其中诸如“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洪迈在列述了十个方面的例子之后说：“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视曹操为“汉鬼蜮”的洪迈，对曹操有如此评价，实属难得、不易；由此也证明了曹操确实有其能、其才，而其能、其才，不仅在当时绝无仅有，而且也是“实后世之所难及”。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有关曹操性格的一些主导特征，这些主导特征可归结为一句话：雄才大略。当然，除主导特征外，还有另外的表现，主要是：性多疑。无可否认，曹操与诸葛亮都是有大智大慧的人。所谓“大智大慧”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他们遇事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结果。这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不盲目、冲动，不粗疏、轻率；力求周密、周全。如此，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如诸葛亮那样：一生唯谨慎；另一种如曹操那样：性多疑。。其实，曹操也是“谨慎”，只不过有时谨慎过头，变成多疑。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梦中杀人”一事，这在正史中并无记载，尽管这是为丑化曹操而设置的，但也符合曹操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谨慎”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谁能“谨慎”得那么恰如其分，事事如此，时时如此？就如诸葛亮因一生谨慎而闻名，故有“空城计”之大成功；但也有不敢纳魏延“子午谷奇谋”之弊，以致失去了一次袭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曹操更是如此。他怕别人在他睡梦中谋杀他，确实有些太多疑，然也事出有因，比如张飞就是在醉梦中被人取走首级的；而曹操本人也曾在大白天人都清醒时就想对董卓行刺。防范是对的，问题是曹操为了达到“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故做梦中杀人）是卑劣的。采取这种防范手段的背后，还是阴暗的多疑心理在作祟。

曹操的这种多疑性格当然也会反映在他的战斗生涯中。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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