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献帝虽然过上了暂时安定的日子，但群雄尚在，各地诸侯拥兵自立，尤其是迁都于许的第二年（197年），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术即僭越称帝，真正统一天下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曹操担负。而曹操除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之外，“假天子之名以讨不臣”，自然更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名正则言顺，言顺事乃成，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收张绣、张鲁等，除孙权、刘备之外，可以说基本上荡灭群雄，扫平天下。

其三，曹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杀伐无数，既在统一国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树敌多多，欲置其死地者当不在少数。挟天子以“能”令诸侯者，关键是兵权，是枪杆子、刀把子。故而曹操率直坦诚地宣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候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而且还有更重要一层：“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第五十六回）

其四，从东汉的历史来看，皇室一直处于颠簸动荡之中，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势，轮番操纵天子，专断朝政，皇帝处于两强之间，只能苟活度日。我们不妨简略追溯之。公元76年汉章帝刘炟即位，次年（77年）大臣窦宪之姊立为皇后，窦宪也被任命为郎。公元89年章帝之子、年仅十岁的刘肇继位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其弟窦宪以侍中操纵朝政，因其弟兄横暴京师，胁迫和帝，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灭窦氏。郑众以功封鄛乡候，为东汉宦官参政之始。和帝死，其皇后邓绥先后迎立殇帝刘隆、安帝刘祜，她本人临朝执政，使其兄邓骘居要职。因其权势熏天，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定议诛灭邓氏。安帝死后，其子刘保继位为顺帝，大将军梁冀的两妹分别为顺帝，桓帝（刘志）的皇后。顺帝死，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先后立冲、质、桓三帝，梁氏一门先后有七候、三皇后、六贵人、一大将军，其权势之隆，可想而知。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定议诛灭梁氏，并清除其党徒三百余家，抄没其家资值钱三十余亿。桓帝死，桓帝皇后之父窦武迎立刘宏为灵帝，时年12岁，窦武任大将军，常居禁中，掌握朝政。同以往几任先帝一样，由于外戚胁迫，成年后的灵帝只有借助宦官夺回皇权。宦官也借此专横弄权。为此窦武与太傅陈蕃合谋诛杀宦官，但事泄兵败只好自杀。从此宦官得势。由于宦竖横行，造成田野凋敝，仓廪耗空，终于激发黄巾军大起义，把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推到崩溃边沿。灵帝之后即是9岁的刘协登位为献帝，其间何太后与董太后之间势不两立的争斗，大将军何进与宦官蹇硕等十常侍的相互谋杀，在《三国演义》中已有描述。东汉王朝自章帝以来，就是这样在外戚专政与宦官弄权的相互交替中循环往复，形成说不清、解不开、理更乱的恶性循环，而身处其中的皇帝，从汉献帝之前的百余年中的六、七任皇帝，都不过是虚有其名的傀儡而已。曹操顺应了这种历史延续；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汉献帝，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冲破这历史的恶性循环的。

其五，“挟天子以令诸侯”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最早建议曹操这样做的正是反对曹操进封魏公的荀彧。当年，曹操在山东，闻知天子车驾已还洛阳，与众谋士商议“下一步如何走”的时候，是荀彧第一个向曹操进言：“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第十四回）。曹操很高兴地采纳了这“不世之略”。这“不世之略”的真正意义就是“奉天子以从众望”，换言之，质言之，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虽然借此残酷地镇压了阴谋反对他的人，如伏皇后，董承等，但也假此扫灭群雄，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北方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战争的直接摧残和蹂躏，获得了安定生活、发展生产的喘息之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以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功绩的；汉天子虽然依旧是名义上的皇帝，失去了皇家应有的威势，但也从李傕、郭汜之乱中挣脱出来，结束了长达五、六年的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困辱不堪的痛苦流离生涯，比较起来亦算是幸事。

就其对待君主的态度来说，曹操与诸葛亮似乎是对立的两极。诸葛亮不分大事、小事，一律自己悉心处理，为的是在对刘氏父子问题上，怕别人不如自己尽心。诸葛亮因此而被活活累病死在前线的军营中，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此可谓“敬君代政”。欺君篡政与敬君代政，从性质上看，似乎截然相反，但从实际做法与客观效果来看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把皇帝做为最高名誉领导人，而他们自己才是最高决策者。所以在这一点上，二人之间可以划等号。不但如此，有时“敬君代政”反不如“欺君篡政”。比如刘禅实际一直做着“安乐公”，但有时也听信谄言，胡乱下诏。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时，连取胜利，曹军大司马、征西大都督曹真屡被诸葛亮挫败，因不堪败辱而病亡，诸葛亮正要乘胜进击，后主刘禅忽诏令“班师回朝”。诸葛亮明知后主“必有佞臣在侧”，但又怕担“我如不回，是欺主”之名，尽管“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只好忍痛撤回。请看，在如此重大问题的如此关键时刻，因“敬君”而不得不忍痛放弃一次“日后再难得”的机会，此“敬君”可取否？从国家的根本利益上考虑，这种“敬君”实际上是“忠君”还是“害君”？想不言而喻。

         雄才大略：非常之人的非常性格

曹操被冠以“奸雄”，其意自然是重在彰示其“奸”：一是欺君篡政、奸邪篡逆的政治野心；二是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性格特征。有很多例子，比如“以发代首”，借仓官王垕之头以压军心等等，都深深地嵌刻在人们的头脑中。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曹操形象，几乎是我国所有文学作品中的曹操的标准形象。

但事情也不尽然。比如袁绍讨伐曹操前夕，命书记陈琳作檄，檄文辱及曹操祖宗三代，称操是“赘阉遗丑”，令人何等羞辱与难堪！时曹操正患头风，疼痛难忍，“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第二十二回），由此足可见其言词是何等尖刻而犀利，对曹操的刺激和震撼是何等巨大而深刻！但俘获陈琳后，“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第三十二回）。请看，这里哪还有一点“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影子！

象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中并不鲜见。

对此，该作如何解释呢？

一种解释是：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后代学者当然也发现了这种矛盾现象。但曹操是众所公认的“奸臣权相”，既不能拂众人之意，又不好解释曹操为什么能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事”，于是只好把他列为“性格复杂”的一类人之中。人的性格固然是复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再复杂，也不能使其人格形成割裂或对立。“性格既是一个人各个性格特征的统一体，也是一个人对现实的态度与其习惯的行为方式的统一体。因此，一个人不能有互相对立的性格。”（5）

那么，该如何破解曹操之谜呢？“存在（包括人的存在和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人的一切心理活动。不管是多么复杂玄奥、飘忽不定、不可思议的心理活动，最终都会在物质世界与实践活动中找到它最初的根据。人的意识、人的心理活动既不是柏拉图式的对于‘天国’的回忆，也不是马赫式的先验感觉的复合，它只能是人在其一定的社会存在中活动的结果。”（6）因此，我们要破解曹操之谜，合理、准确地解释他的所作所为，首先应该弄清造成他的这些所作所为的“社会存在”是什么？他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活动和实践的？

曹操出生在一个世代大官宦家庭。他祖父曹腾虽是个宦官，但颇受皇帝宠信，曾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候；其父曹嵩也官至太尉；可以说都是权势赫赫的高官显爵。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官吏的家庭来说，一是有比较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二是有相当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三是有很充足、很理想的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环境和氛围。“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曹操，当然很容易影响、形成天性豁达、坦荡不羁的性格特征，以及雄视天下，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再加他本人先天的聪慧机敏的头脑，又特别勤苦好学，自然就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少年英俊。他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这决非偶然，而是他深厚的个人修养和良好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

第一，学识渊博，才智过人。曹操喜书法，善音乐，懂建筑，好养性法，亦解方药，甚至围棋也下得颇精，可谓多才多艺。仅以文学才能为例，他常常触景生情，吟诵成篇，有的则成为传颂千古的佳作。比如，在率军北征途中，身临大海，谱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样意境深远、气魄宏大的诗句；目睹百姓身罹战祸而遭受的苦难，他用诗句描绘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图景；他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所表达的宽广胸怀，显示了对人才的殷切渴望与追求。曹氏父子的文学才华可以说有口皆碑，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鲜明而突出的地位。管中窥豹，我们仅从其显露的文学才华之一角，就可看出其学识之渊博，才智之过人。

笫二，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如鹤立鸡群，为同代人所称羡。据史志记载，曹操“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7）据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即为曹操所辑注。对于曹操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屡有展现，他的高级参谋，如荀攸、郭嘉等，也都十分叹服。甚至他的真正敌手，如孙权、刘备，乃至诸葛亮，也都不得不承认他“极善用兵”。就连极力尊刘贬曹的毛宗岗也由衷赞扬：“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唯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8）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无疑正是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所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个人修养和素质。

第三，鉴于曹操高官显爵的家庭在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政治变动、人际交往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曹操居高而望远，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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