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宪政原则，奠定了中国的宪政基础。在中共要守法的问题上，彭真讲得非常透彻，大体上就是三句话：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共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共自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活动。”
　　
　　1978年12月28日，受迫害13年的彭真携家人从陕西回到北京。
　　
　　文革开始后，彭真首当其冲被打倒，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在秦城监狱中度过9年，1975年才放出，下放到陕西的商洛山区。
　　
　　“那天傍晚，当我们乘坐的伊尔18飞机在首都机场停稳后，几百位老同志呼啦一下围到舷梯旁。父亲和老同志们一一握手。很多人都哭了。”
　　
　　2011年6月18日上午，在彭真生前的住处--北京台基厂头条7号院中，彭真第三子、与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同岁的傅洋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清晰地记得，33年前回到北京的那一幕。
　　
　　“回北京后，父亲有一次在中央党校作报告，突然停电。几分钟后，灯光亮起。面对'你对文革中自己的遭遇怎样看'的问题，父亲回答：'文革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刻，已经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傅洋说，“这也符合父亲的性格，不计较个人恩怨。”
　　
　　但是，这段惨痛的历史绝对不能容许再重演。
　　
　　所以，当年近80的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新时期立法工作时，他和其他老同志们形成的共识是：一定要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以防止个人专断。
　　
　　这种共识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上升到了执政党[注: 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或领导国家政权、负责组织政府的政党。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又称在朝党（与在野党对称），通常指负责组织政府（内阁），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政党。]的意志的高度。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不久，彭真迎来了自己主持新中国法制工作的顶峰：受命主持宪法修改。
　　
　　以54宪法为基础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注: 叶剑英，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真理。]为主任委员，副委员长宋庆龄和彭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共103名。
　　
　　随后，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胡乔木任秘书长。9月17日晚，秘书处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了成立会。胡乔木做了长篇讲话，主旨是他思考已久的改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体制、施行“两院制”的设想。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主任的许崇德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秘书处的，从此全程参与了长达27个月的修宪工作。
　　
　　30年后，82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许崇德回忆起当年，仍记得很多细节，如时光闪回一般。许崇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思想氛围空前活跃。宪法要不要写序言、实行什么样的民族区域自治、要不要搞司法独立和法官终身制、要不要取消检察机关等等重大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争不休、共识难达的局面。彭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
　　
　　1981年春夏之交，彭真主抓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工作基本结束，由于胡乔木生病，中央决定由彭真主持修改1978年宪法。
　　
　　傅洋记得很清楚，彭真当时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
　　
　　在此之前，1954年宪法早已被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代。
　　
　　1975年宪法是1970年由毛泽东提议制定的。对这部宪法制定的背景，许崇德认为：“文革使得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这样的乱局，即使是对于文革的发动者本人来说，恐怕在主观上也是始料不及的。毛泽东面对这样的困扰，或许萌生了想要设法收场的愿望，因而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以便把局势重新纳入正常秩序的轨道。”
　　
　　但事与愿违，这部宪法却将文革的产物固定下来。
　　
　　文革结束，“两个凡是”又起。78宪法与75宪法仍是一脉相承。
　　
　　许崇德说：“1977年8月举行的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宣告了文革的结束，但在理论上未能清理和消除文革的错误方针和指导原则，反而使它们保存并再度肯定下来，这就深重地影响到1978年3月通过的宪法的原则和内容。”
　　
　　基于此，彭真坚持，这次修宪必须以54宪法为基础。
　　
　　同时，彭真也强调，修宪必须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础，必须写进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要“尽量避免引起争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至此，对宪法的讨论才走上了寻求共识的轨道，宪法的修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吗
　　
　　1981年9月1日，彭真率宪法工作班子入驻北京西郊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