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内战时中共部队战术残忍，主要有两种说法
关于所谓中共部队的残忍战术，有人列举了不同来源的诸种说法，其实总结起来无非两种：
说法一：打仗时不顾士兵死活，喜欢采取“人海战术”
此种说法流传最广的版本出自黄仁宇[注: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wwW.lSqn.CN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争爆发后，]的《黄河青山》，书中说了他在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后参加接收东北时的一段见闻，：“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还有台湾作家王鼎钧在其回忆录《关山夺路》中也提到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二人所述言外之意无非是中共打仗时不顾士兵死活，不拿生命当回事，胜之不武。
其实，有关中共部队“人海战术”和“肉弹主义”的说法并不新鲜，解放战争期间一些国军俘虏早就当面向中共部队指出了这个问题。比如陈毅在1947年12月30日的讲话中提到：“我们俘虏的国军士兵，现在有的已当上了排、连长。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呼声，要求我们改善指挥。说：‘你们的指挥是“肉弹主义”，采用集团冲锋，英勇固然好，就是要多死人。’”在东北战场，被俘的国军新一军士兵也曾当面说：“你们八路是死拼命，死的太多了，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打下去了，才放下武器的。”
说法二：不顾百姓死活，曾“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
关于这种说法的版本很多，比如据何家骅回忆，胡琏就曾向他提到过这种说法：“有一次，胡将军叹口气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我说：‘这叫人海战术。’胡将军点头说：‘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言下之意，胡琏认为他们失败是其太仁慈所致。类似的说法龙应台在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有提到：“林精武看见对面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还有胡志伟说：“同我邻铺的连鬓胡张履信，是阎锡山[注: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亲训炮兵营营长，他回忆太原陷落那天说：‘共军用老弱妇孺打头阵搞人海战术，国军不忍对老百姓开火，后边的共军就乘势掩袭，我们的阵地往往就是在犹豫中丢失的。’”此外，在国军的回忆中，东北战场、华东战场、中原战场以及西北战场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甚至有人还绘声绘色地说什么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张灵甫74师时，中共部队也让地主、富农、反革命家的老人孩子以及赤裸的女儿媳妇打冲锋，并以此瓦解了国军的斗志等等。
但考之史料，这两种指责其实都站不住脚。先说第一种：
在锦州城下等待总攻信号的东北野战军炮兵群。
共军作战素有“集中优势兵力”的传统，但并非不顾士兵死活
内战期间，从蒋介石到普通国军士兵，指责中共搞“人海战术”者甚多。之所以如此，与中共部队长期坚持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战术传统有莫大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部队指战员不关心士兵的死活。
“我一个师通常应找敌一个营左右的兵力打”，自然容易给人留下“人海战术”的印象
其实“人海战术”在战场上很常见，经常被力量较弱的一方用来弥补装备和战术上的差距，而对于在当时与各方相比装备都较差的中共部队而言，“人海战术”几乎就成了“光荣传统”，这一传统在战场上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况：
一是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一再强调的“集中优势兵力”，以兵力优势弥补装备上的劣势。比如林彪在1946年指示东北各参战部队：“我一个师通常应找敌一个营左右的兵力打，我一个纵队通常应找敌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打，应两三个纵队对付敌一个师。但在情况有利时，当然可酌量减少这种倍数。”粟裕也向部下强调：“战术上一定要采取以多胜少，三个到五个打敌人一个。”(《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194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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