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国民政府以一○九号训令通知所属知照：

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案，查前准财政部函，以筹镌国币新模边缘，附刻国花以表美观，请迅予选定，俾便遵照，等由。到会，经交宣传部拟办，去后兹据报告，略称：查选拟国花一事，前据报载，国民政府教育部亦在办理。经由部函询经过情形，旋准复称，拟定梅花为国花一案，前经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呈由行政院交部审议结果，认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现在绘制图式，以备呈送行政院选择。等由。复经详加审查以为：梅花、菊花及牡丹三种中似可择一为国花之选，特连同意见请核定等情。当经本会第一九三次常会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是否定为国花，应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案除分函知照外，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并通饬所属一体知照，为荷。等由。准此。除函复并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国民政府公报》，第91号)

3月21目下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南京炮标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23人，中央执监委员12人，列席代表27人。会议主席陈果夫，秘书长戴传贤，记录：狄膺、李仲公、梁寒操、黄昌谷。讨论事项第一案就是选定国花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原件存孙逸仙博士图书馆)因宣传部原呈内有“在梅花、菊花、牡丹三种中，可择一为国花之选”之说，出席会议的代表针对三种名花争论不休。

此前不久，以李宗仁为首的武汉政治分会撤换亲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8师师长鲁涤平之职，任命何键为省政府主席，并派桂系的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讨伐鲁涤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蒋、桂之争的“湘案”。“湘案”给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冲乱了会议原定的议事日程，“国花案”未获通过，以“不必规定”函复中央执行委员会。(陈哲生：《有关国花由来的史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1年7月15日)

尽管时局动荡不安，但有识之士对国花的评选还是十分关注的，不少人在报刊撰文各抒己见。其中主张以梅花为国花者占大多数。尽管梅花未能正式公布为国花，但国民政府明令可用作各种徽饰，以后中央银行以梅花为国币图案，邮政局大量印制梅花邮票，连军服帽徽及军阶也采用梅花，许多建筑物和公共场所也常常可见梅花徽饰。这样，在国人心目中，梅花自然成了公认的国花。

1931年8月，当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200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伍大光，曾“上条陈于国民政府”称：梅花“虽无国花之名，而已有国花之实”，他建议“遴选梅花佳种一万本，贻赠美国政府，请以其五千本遍植于华瓦纪念公路(由华盛顿至瓦农山之新公路)两旁；以五千本分植于石濠、普陀麦两公园，则不出数年，梅树成林，蔚然深秀，当夫春日融和，风光明媚，梅花似锦，士女如云，固足点缀名胜，以壮游观，抑亦于中美邦交无形裨益不浅矣”(《申报》1931年8月18日)。

二

欧美各国，不仅有国花，联邦与州，不少以本地名花为市花，以彰显荣誉。如英国爱尔兰之苜蓿花、苏格兰之菊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之花菱草等。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虽无法定国花，但“市花”却不少。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规定：将全国城市划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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