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首都南京。1928年，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提议以兰花为市花，他在建议中说：“考花之种类，实繁有徒，而芬芳独著者，惟兰足以当之……古人尊之为王者之香，以其幽香清远，冠绝群芳也，今选之为市花，盖喻兰之清而愈香，卓然为群花之冠之意也……兰花有三瓣，可以象征三民主义。”刘的提议经市政会议批准，兰花正式确定为南京特别市市花。(陆为震：《国花与市花》)

紧随南京的是北平。1928年冬，北平特别市政府公布以菊花为市花，其《布告》写道：“绿衣素妆，娟如平民之女；红蕊碧萼，秀称幸福之花。玳枝金瓣，庄重其德；翠叶玉芝，廉贞其心。其性耐寒，故能凌霜于九月；其志维坚，始可冒雪于三冬……而菊花独敷葩艳于寒天风夜之中，体御轻飘，见一往无前之努力；身披铁甲，作百折不回之斗争。情本有恒，抗摇落于三秋；道原来复，握贞芳于万里。不羡池水之芙蓉，似彻底革命；愿比秋山之松柏，得最后成功。较之趋炎附势，与桃李争荣者，其天生傲骨，正使其所以殿后芳也。”(陆为震：《国花与市花》)从这些淋漓尽致的描写，可见当局以菊花为市花，顿新市民之视听，用意可谓深矣。

1929年1月，天津特别市政府提议、市政会议批准，以竹为市花，“以三叶代表三民主义，以青节表示市政精神”(《申报》，1929年1月15日)。天津工商业虽繁盛，但不及沪、港，市政方面也端赖改进。以竹之虚心，求市政之进步，竹之劲直不屈，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土”不谋而合。以竹为市花，可以代表该市之民族性。

盛产于闽粤一带的红棉，深获广州市民的喜爱，各学校学生的徽章多镌以红棉。广州特别市政府顺应民意，于1929年1月公布红棉为市花，一则显示该市之特产，二则可代表市民革命大无畏精神。(陆为震：《国花与市花》)

上海市花的评选，首创由市政府向市民公开征求意见、市民投票评选的办法。1929年1月中旬，上海市六区党部向上海特别市政府建议，以莲花为市花。同月24日，市社会局第十九次局务会议议决：“以莲花、月季、天竹三者之一为本市市花，不日呈请市长择一鉴定。”(《申报》1929年1月25日)2月8日，第一○七次市政会议议决(市长交议)：“仍由社会局添拟可备探择之市花若干种，送请党部代征民众意见后，再行决定。”3月19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就“市花”一案召开部务会议，最后议决：“征求民众意见。”于是社会局复添拟棉花、牡丹、桂花3种连同前3种共6种，送交市党部代征民意。(《东方杂志》第26卷7号、第27卷第11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即制表3万份，于4月1日起先后发交各基层党部、各民众团体，转向市民征求意见，另外在上海各报刊连续3天刊登征求意见表。截至4月20日，共收回17000余张意见表，其中棉花5496张，莲花3306张，天竹3316张，月季3176张，牡丹1546张，桂花50张。(《申报》1929年4月29日)当时，全国的纱厂有半数聚集在上海，上海也是全国最大的棉花对外贸易市场，市民以绝对优势票评选棉花为市花，可见人们对棉花与上海国计民生之重要性的认识了。

1929年10月，汉口特别市政府悬赏征求市花，至翌年1月选出桂花、水仙、海棠3种呈市政府择一为市花。2月10日，南京《新中华报》载：“汉口九日电：汉市政府决定以榴花为本市市花。”其寓意何在，不见报载。有人考证：“西人以榴花代表‘爱’字，吾人亦可用以表示博爱之主义；且榴花萼瓣皆红色，更足以代表革命先烈所牺牲之赤血焉。”

在《特别市组织法》颁布两年间，七个特别市除青岛外都选定了市花。一些普通市也纷纷效仿特别市而评选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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