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被政客所利用，他不愿卷入帝制运动的是非之中，便亲自出面辟谣。８月１７日他接受了英文《北京宪报》（Peking Gazette）的记者采访，发表个人声明。据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汇编》记载，古氏在其声明中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因为此说既不正确且与他本人的观点完全不符。古德诺博士声明，他不但从未下此断言，而且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他虽然反对杨度简单论断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但在论及中国现实时，却仍然倾向于君主制。他说：“对某些条件适宜的国家而言，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美国法国即是如此。……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所谓国情，主要是指民智之高低。“中国的国情使共和制很难有序发展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人民普遍缺少知识且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未能将从满清开始的那种在君主制下逐步实行宪政的经验予以进一步发展，这已是一大不幸，而在革命后的既定形势下，实行共和制则是不可避免。”他谨慎地重申改制的三个条件，称改制只有在其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政权交接问题时才是合理的，并强调“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宪君主。……重建中国原有的君主专制则不能被认为有利于目前情况的改善与进步”。最后，他有意不直接回答记者关于目前中国是否满足其三个条件的提问，而是小心翼翼地表示，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了解不够，因而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得把这些问题留待那些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且对中国命运负责的人们去回答”。

古德诺的声明并未使他摆脱与帝制运动的关系，舆论界的批评之声蜂起，其中尤以章士钊主笔的《甲寅》杂志的批评文章最多最集中且火力最猛。批评者指斥古氏助纣为虐，居心不良，“惟感万金豢养之私为媚兹一人之举，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并从理论上对古德诺所借以立论的国情、民智与政治稳定这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这些问题都不能成为复辟帝制的正当理由。相比之下，外国舆论对古德诺的评价大多比较温和，且多倾向于认为古氏不过是被利用而已。如８月２７日的《字林报》称，帝制运动为官方所鼓成，“古德诺公然发表其意见，俾众周知，无论另有用意或系出于疏忽，而官场欲借此以觇国人舆论之微意已可于此见之。……总统府于外客来游时，苟非目不识丁胸无点墨则即赠以古博士意见书一册而求其著述意见，是已。”９月７日的《申报》上载《日人所谓国体变更之里面》一文，谈及日本舆论界对古氏的评价，也认为“实则彼外国顾问与杨严诸公是否同为傀儡，明眼人当能见之。吾人固无显为揭破之必要”。但此文同时也批评古氏“动以墨西哥共和国之前途为戒，令人谈虎色变，不敢不惟帝制是从。……世界之共和国可取法者甚多，何以妄自菲薄，在以墨西哥自况？国家之强盛在改善国民之素质。仅注意于国体，以徒启国内之纷争，宁非失计之甚？”

由于《共和与君主论》客观上确实为帝制运动起了舆论宣传作用，所以当时就有各种传闻和谣言，称古德诺是接受了袁氏重金贿赂而捉刀炮制此文。其实此类传闻并无任何实据。再者此文在基本观点上与作者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决非纯粹出于个人私利的违心之言。必须指出的是，古德诺与袁世凯等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最关键之处在于前者所主张的君主制是立宪君主制，而后者所主张的则是专制君主制，这两者间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过古氏的许多言论更强调的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而非立宪君主制与专制君主制的区别，所以当然很容易让帝制派来个偷梁换柱，在君主制的名义下以专制君主制替换立宪君主制。对此，梁启超在８月２０日的《大中华》上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的很清楚，他认为没必要在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