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８月底，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学在即，古德诺匆匆返美。此后民国政坛发生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而古氏在中国舆论界中亦复归于沉寂。尽管依照合同他仍充任民国政府的兼职宪法顾问，直至１９１６年５月正式到期去职，但他已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这段时间他都在美国任校长。直到袁政权垮台后的１９１７年才又来华一次，参与由芮恩施等人发起并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１９２９年古德诺退休，在平静的生活中度过了最后的１０年，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５日逝世，享年８０岁。

古德诺在华虽只有一年多，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在其学术生涯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他晚年的封笔之作即是１９２６年出版的《解析中国》一书。该书较为全面而笼统地概括、评论了中国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哲学思想、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变革及前景作了分析评论。书中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同作者在华期间基本一致。他依然坚持其关于中国国情特殊性的见解，并根据当时流行的那种片面而浅薄的物质主义现代化观点，把中西发展差距归结为中国科技落后，批评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时“更多注重于西方的哲学而非科学，结果是太相信哲学思想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复兴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人应首先致力于学西方的科技以发展经济，不必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接受西方的哲学观念。书中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失败与挫折归罪于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激进”，而对晚清“立宪”因辛亥革命而中断则深觉惋惜，称若非革命，中国到１９１７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对于民国政治前景，古德诺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须有强人出面建立“天子”式的权威方可收拾战乱不已的局面，但同时对于强人统治下是建立起现代宪政制度还是建立旧式专制制度，他也颇觉担忧。最后他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整体性进步，包括经济发展、科学普及、家族观念的淡化等，由此将可逐步走向宪政，逐步实现真正的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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