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国会在袁世凯的压制下已陷于瘫痪状态，袁氏自行组织御用的行政会议（后改称政治会议）作为其咨询机关。古德诺给袁上了一篇意见书，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代议制经验的国家里实践代议制，短时期内难望有成效，因此民国国会目前只应作为咨询机构。他还将其宪稿中原来的两院制构想，改为一院制，赋予总统直接钦定议员及解散国会的权力。然而袁世凯于１９１４年１月干脆下令废除国会，并策划组建御用的“约法会议”。此举颇使古氏觉得意外，因为他曾劝袁不必完全取消国会。事后他建议袁氏在立法机关尚未成立之前，应设一临时咨议机构，其委员由总统指派，应当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但袁氏未予采纳。约法会议通过了袁记新约法，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在某些重要方面采纳了古氏的意见，譬如实行总统制，总统在内政外交决策方面均不必经立法院同意；立法机构采一院制，参政院名为总统的咨询机构实则有权行使立法机构的权力，这就使立法权为总统御用机构所操纵，与古德诺关于国会只当起咨询作用的意见不谋而合。古氏对此颇觉自负，在致卡耐基基金会的报告中说：“我在宪草中引荐的观点，大部分均被采纳。虽然他们赋予总统不受立法机构约束的自由大大超过我所拟议的，但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我赞同他们的做法。”古德诺也因此而获得袁政府颁发的二等嘉禾章。参政院成立不久，他又以国会、国务院均已不复存在为由建议修改《大总统选举法》。８月，约法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使袁世凯实际上成了终身总统。

古氏为袁世凯强权政治辩护的言论当时遭到海外一些华人舆论的批判，侨居日本的中国思想界进步人士章士钊、李大钊等，在东京《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斥责古德诺“丧独立之良德、隳学者之声名”。并从理论上剖析了古德诺借以立论的所谓中国国情等问题，驳斥其强权政治主张。

不过，古德诺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内容。比如１９１４年６月，他曾向政治会议建议，中国应当设立行政学校，培养行政人才。这个建议后来以《中国官吏教育论》为题见诸报端。他认为中国新型行政人才的培养应当彻底改变旧式教育过于脱离民生实际的文人传统，在内容上要以学习与现实民生问题切实相关的行政知识为主，且应注重行政能力的培养，课堂学习之外应辅以实习和实验。他建议行政学校可实行三年期的学制，按培养目标可分为外交科、财政科、普通行政科，学生毕业后可入行政官署任下级职位。他认为在中国国内开设行政学校，聘请外人教习，培养行政人才，其效果优于派学童留洋。因为留洋学生久受西洋教化，对中国文化之优美处无所知之，且往往不顾中西国情的差异，企图照搬外国的经验和制度。

在古氏第一次来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世凯利用他关于加强总统权力方面的意见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张目，但却未让他参与重大决策。据芮恩施回忆称，“袁世凯政府不论什么时候提出一个加强自己政权的新方案时，总利用美国专家的这种态度，说古德诺博士和别的外国顾问都已经表示赞成。但是这些权威人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咨询过，他们并没有被邀参加重要的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制订重要计划。当然，在形式上他们已被‘咨询’过了，不过这通常在会议已作出决定以后，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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