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和民间开始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日韩三边或者双边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设立研究机构、共同编写学生辅助读物等形式进行合作,其中,由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共同研究和讨论,于2005年在三国分别出版了历史教学辅助材料《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本书在三国都有很大的发行量,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利用。这本教辅的出版,不但使中日韩三国中学生有可能接触从超越国境的视角了解包括本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历史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合作与和解的一种途径和方法。2006年在国家层面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但由两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负责实施,而且中方参与成员与“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有相当重叠,这是学术性和民间性的体现。
附带提一句,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两国的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德波合作得以置身于“中立”的保护伞下。在中日历史问题的处理方面,联合国的作用迄今未能显示。
第二,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
虽然历史和解的最终实现与现实政治及国际关系有紧密的关联,但历史共识的达成更多地有赖于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智慧。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双方历史认识分歧和争论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历史体验的不对称和历史资料的不完整,历史学家在平和的环境和心态下全面掌握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就对方观点进行讨论或争论,建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分析框架和叙述结构,这些学术性、专业性的工作,无疑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历史共识的获取,如果从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开始,扩散到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再扩散到公众,将会是较少纷争、较多建设性的途径。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教科书委员会在学术方面的建树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它在历史读物的编纂方法上有很大的贡献,它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在不同民族历史相互关系的前提下、而不是作为欧洲史的基本要素进行叙述。这在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建议书(Recommendations)的最终成功编纂和出版提供了可能。
第三,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
尽管有改善彼此关系的强烈愿望,尽管建立了双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机构,显然,我们不能指望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认识,更不能指望双方的分歧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毋宁说,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充分了解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将共识和分歧清楚地表达出来,保留暂时无法展开讨论或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是更理智的态度和做法。历史问题千头万绪,清理出最富有争议性同时也最为关键的“节点”,也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神经痛点”(“neuralgic points”),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德波教科书委员会成立的当年,就设计出了14项建议,不久增加到17项, 1977年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一共提出了26项建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开始之初,就拟定了16个题目(古代史方面7个,近现代史方面9个),对于近现代史部分,不仅确定了题目,而且还确定了每一题目之下的关键词,双方根据共同的题目和关键词各自撰写研究报告,再进行讨论,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明确双方的分歧点,然后再进行研究。这些题目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两国关系中的“神经痛点”,如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关于战争演进的原因,以及战争加害与被害的史实等。
第四,呈现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
将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自古以来的双边关系,而不局限于双方冲突和战争的历史,将共同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下展开,而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历史,是达成共识的有效取径。共同历史研究的时空选择,不但体现出很高的技巧性,而且会影响研究结果。将一段充满仇恨和血泪的历史割取出来单独观察,与把它放在两国关系的长河中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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