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研究提供了时间的坐标,而超越双边关系的区域和全球视角则提供了空间坐标,如果说前者主要从“向后看”获得宽容的话,后者主要从“向前看”取得认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我们都要在同一个世界共同生活下去,相互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仇恨和敌视不会带来幸福,理解和宽容才能和平共存。因此,德法共同历史教科书以欧洲为叙述单位,以世界为背景,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十分强调东亚视角,关注世界历史的走向。就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而言,欧洲经验无疑可以提供借鉴,尤其是在研究策略上可以仿效。然而,中日历史问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需要参与各方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二  中日历史问题与欧洲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中日战争结束时及随后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导致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中日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国内开始国共内战, 1949年后台湾海峡两岸对立,国际关系中冷战格局形成,这一情况使得中国失去了处理战后问题的良机。如向战败国派驻军队问题。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主要成员和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国,盟军曾分派中国军队进驻日本名古屋,但由于内战需要,国民政府没有派驻这支军队。这自然削弱了中国在战后处置上的国际影响力。又如赔款问题,中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时,中国政府即开始调查统计战争损失,为战后索赔作准备,但结果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东西方冷战的客观情势,台湾当局在1952年的《日华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中日之间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没有对日索偿的正常途径。1970年代初中日之间恢复邦交时,两国均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改善双边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出发,同时,从《日华条约》已经放弃赔偿权利的实际出发,中国方面最终没有坚持国家赔偿的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当时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决定,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说：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历史问题在当时被遮蔽了,但它始终存在,正如一处陈年老伤,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就会发作。反观欧洲,虽然也存在东西?分裂和相关国家分属不同冷战阵营的问题,但在两强争霸的格局中,其局势远没有东亚复杂和紧张。

(二)日本方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够彻底。

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是否承认战争责任的问题,二是是否采取承担责任的具体行动的问题。

在战争责任认识上,人们往往将日本和德国进行对比。德国历届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承认是明确的、彻底的,国民的压倒性意见同样是承认历史上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坚决防止此类悲剧再度发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强大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再生的勇气。德国学者指出：“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这样的自我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德国的政治家必须措辞严厉地抨击纳粹主义,这已经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他们胆敢说出半句对纳粹有利的话,第二天他就得下台”。以至于谴责纳粹主义成为德国政治家不小的压力。德国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与纳粹主义有关的历史,以牢记历史教训。

日本政治领袖对战争责任也有过明确的表述。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是否接受这一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在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时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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