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历史问题有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如前所述,中日邦交注重政治解决,因此在“战争”前未加“侵略”字样,但日方承担责任和表示反省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明确表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就战后50年发表谈话,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在日本学者和各界民众中,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是存在的,他们一直在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和行动,这些言论和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在日本社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上述情况也表明,承认战争责任的表示必须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才能使反省进入心灵深处并形成全民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体会受害者的痛苦和心理,重新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在德国和波兰战后和解的过程中, 1961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Eichmann)的审判和1963至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在审判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使德国民众感受到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试图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本国的历史,从而改变了自我认同。欧洲司法与和平委员会会议秘书长乔格.卢尔(JorgLuer)先生指出：“虽然二战后德国已直接承认罪责。但此时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对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可信的。”
处理曾经遭到严重伤害的两国关系,仅有道歉和原谅是不够的,但加害者的忏悔和反省确实是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精神抚慰,也是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民族重新获得话语能力的重要步骤。没有责任的承担,要求对方忘记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的。
(三)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东亚认同”。
很显然,欧洲各国在历史上有更紧密的联系,欧洲皇室相互通婚是一种惯例,民众往来相对便利,语言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欧洲文明”。日本在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传统时代,海上往来障碍重重,双方虽有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但主要限于宗教和文化领域,而且从数量和规模上讲都很有限,因此,区域认同感并不强烈。近现代历史上,两国的关系更为复杂,区域性共识更难建立。区域认同感的薄弱,不利于实现相互和解。
(四)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
欧洲国家间教科书合作和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于战后不久,当时,历史问题尚未形成公共话题,在相互合作中,学者之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曾引起较为广泛的公众注意和讨论,尤其是德波间的合作,但总体而言,公众对此的关注度并不高,媒体也没有深度参与。而在中日开始相关合作之时,双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话题已十分敏感,动辄触动民族感情,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媒体深度参与,历史问题已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民族感情问题,而感情问题更难以处理。显然,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学者面临更大的挑战。
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以历史问题为爆发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缠绕,难解难分,成为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巨大阻力。然而,人类毕竟要往前走,随着战争越来越远,随着两国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越来越密切,人们终究要“走出历史”。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历史,以什么速度走出历史,将会对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两国和解过程中,历史学家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承担重要责任。
本文原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 作者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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