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7日上午，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欧洲人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皇帝的“夏宫”。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这座园林是中国统治者的世外桃源，聚集了大片精美的宫殿、宝塔、亭台、庙宇、湖泊、花园及树林，包括一座由意大利建筑师在18世纪修建的欧洲风格宫殿——西洋楼。此外，圆明园还存放着外邦进贡的礼品，这使它成为当时世上最著名的工艺品收藏地之一。

概而言之，中国皇帝的这座夏宫是“东方情调”最典型的代表，是曾在18世纪横扫欧洲园林设计的“中国风”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于1749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圆明园的著名著述；1753年，瑞典国王就在斯德哥尔摩以外的夏宫建造了“中国宫”；1761年，英国人为威尔士公主奥古斯塔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后来那里成为英国皇家植物园。正如王致诚所说，要让欧洲人明白圆明园到底像什么，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作为整体，它无法类比于我们的建筑方式和建筑学规则”。它太庞大，太多元，太优雅，太昙花一现而又根本无法抗拒。法国作家雨果形容它，是“幻想的原型”、“月宫般的仙境”、“大理石建造的梦”。

1860年10月7日闯入这座世外桃源的欧洲士兵，被它的壮丽景象彻底征服。法军总司令孟斗班（Montauban）写道：“在欧洲，没什么东西能令我们感到如此奢华。”圆明园让这些人眼花缭乱得无以言表。一名法国士兵阿尔曼得·鲁西写道：“看到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头晕眼眩……突然之间，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真实可信。”

紧接着，破坏开始了。48小时里，圆明园成了一场“有组织劫掠”的目标。士兵们砸碎花瓶和镜子，撕下画幅和卷轴，他们破开仓库抢夺丝绸，并用这些珍贵的织品包扎马匹；他们裹上皇后的凤袍，口袋里装满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水晶。鲁西记载道：“两天内，我拿到了价值3000万法郎的丝绸、珠宝、瓷器、铜器和雕塑” ，这是一场令人错愕而迷幻的狂欢，“就像是吸食大麻者的幻觉”。

最后，在10月18日，英军指挥官、八世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卜鲁斯（James Bruce，他是恶名昭著的古希腊石雕收集者七世额尔金伯爵之子）下令，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士兵们被分派到各个宫殿、宝塔和其他建筑中放火。尤为惨重的损失是帝国的图书及档案馆（指文源阁——译者注），约一万零五百卷图书档案，包括有关中国历史、科技、哲学及艺术最为稀世及精美的著作，都在额尔金的大火中灰飞湮灭。由于不少楼阁由易燃的松木构筑，卷着松香的浓烟一连数日弥漫于北京北郊的天空。“再也没有一双眼睛能够见证另一个时代的艺术天赋和品位了”，英军随军牧师罗伯特·麦吉（Robert McGhee）这样写道，语气中毫无愧疚，“一个也不留，一栋房屋也不剩，让这里再无宫殿的痕迹吧。现在，咱们回北京去，大功已告成。”

火烧圆明园无疑是历史上最为恶劣的文化毁灭行动之一，直可与焚烧亚历山大大帝图书馆及哥特部落践踏罗马相比肩。法国人当时就已指出，这就如同卢浮宫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同时被毁。而且，这一暴行是两个国家所谓“教化”非欧洲世界的代表性行为。火烧圆明园充分说明了这一行动的伪善及其种族主义根基。在欧洲文明国家间，此类文化毁灭行为甚至在战争期间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显然未被包括在这一道义原则之内。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个教训，它在今天仍记忆犹新。 “西夷”一语正当其义：西方世界的野蛮人。

对破坏的解释

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当时如何解释这些行为，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后来又是怎么评价他们的？显然这需要相当合理的解释——即使没有任何理由能挽回欧洲人的自我形象。毕竟我们无法认为，一个人能够在良好动机下干出如此丑恶的事情来。论点必须是：“我们干了，并不表明这就是我们该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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