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理的政治

危险就在此处。惊诧和走火入魔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判断能力，导致他们无力进行理性自律。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论述道，国家的目的是“震慑”臣民，震慑是一种抑制和安抚的力量，可使臣民因畏惧而不生乱。而到了18世纪，沙夫茨伯里伯爵等作家强烈反对这种镇压政策。专制国家“可恶”就可恶在，让人民充满威慑感并由此剥夺了人民的理性能力。有组织的宗教，从古埃及宗教及犹太教以降，直至天主教廷，都使用同一种反启蒙主义的谵语神谶以消弭异见、灌输驯从。

而这一策略似乎只让老百姓更为盲信。沙夫茨伯里认为，由于没有接受过理性训导，生活在专制国家中的人更倾向于屈从于盲信。他们是所谓“狂热分子 ”（enthusiast，来自古希腊的“灵媒”entheo一词，即被神用来传递信息）。狂热分子是危险、偏狭的，热中于徒劳和无止境的征伐。沙夫茨伯里清晰地指出，狂热主义挑起了英国内战；柏克继而也认为，狂热主义导致了法国革命。我们或许可以加上一句，它是对权威当局不加思考的服从，为20世纪的种族屠杀和国家恐怖主义埋下伏笔。

最能抵御可恶权威及其狂热仆从的，是由英国绅士和法国文人们充当着中流砥柱的上流社会文化。构成这一文化突出特征的，是川流不息的社交活动，不停的娱乐消遣，而最重要，则是持续不断的社交谈话，话题从纯粹的闲言碎语，及至政治与艺术。通过一起交谈，这些精英团体的成员学会了互相欣赏对方的观点，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判断力。由于他们不断被要求考虑对方的意见，他们就不会产生极端性的观点。英国绅士与法国文人在壮美面前坚韧不移，他们保持着揶揄、怀疑和睿智的幽默感。他们时常出人意料地反对王权，有时甚至令人吃惊地反对宗教，但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对什么都没有特别的意见，也不把任何事情太当回事—— 除了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以外。

和他们相比，一个被壮美所击中的人很有可能无法得体地聆听及表达；他要么垄断谈话内容，要么一言不发——无论哪种情况，这都是极端粗鲁的，给所有沙龙或俱乐部都带来尴尬。很自然，狂热分子到哪儿都不会获得邀请，他们主要的时间是在独处。上流社会的成员则再次观察到了专制国家的一项策略：专制国家分散、孤立其臣民，靠孤寂来保证安宁。

绅士和文人们抵御壮美力量的最重要武器就是他们的常理（commonsensical）。当时的“常理”和现在一样，指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经验性、实践性和怀疑性的态度，此外它还包含着一种“共识”（shared sense），形成于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密切的相互影响。由此可见，常理更接近于一种共同的判断意识，或是一种集体智慧，你尽可以不同意其结论，却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由于其“去中心化”的天然性质，以及栖身于上流社会，“共识”不受国家及教会的制约——所以，至少是在某些时候，这种意识是反国家和教会的。常理无情地看待华而不章、言而无信与盲目崇拜；那些“迷信”必须被破除。常理拆穿壮美的面具，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拆穿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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