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东方的壮美

带着这层意识回到圆明园，我们发现欧洲人的反应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绝对是政治意义上的。或者说，这种美学即是政治的，政治即是美学的。中华帝国（Chinese state）在这两重意义上都是壮美的，它的构建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敬畏。圆明园则是这一工程在建筑方面的例证。对于从外面观察它的人（比如中国农民或外国旅行者）而言，它是一个宫闱禁地、秘密花园；一个因不可接近而壮美的世界。而那些有幸得其门径而入者（比如外交使节），则更为直接地为其感染。如上所知，他们都惊呆了，被敬畏感击中，充满好奇并失语。这种壮美体验，超过其他因素，成为欧洲人所以着迷于圆明园——并最终毁掉它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欧洲人从16世纪开始和中国频繁接触，他们毫无例外地全都感叹于皇帝近乎无限的权力。中国社会的统一和有序与后宗教改革时代欧洲的分裂与纷争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确是由敬畏感统御着的，欧洲人那时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和平和有效统治的原因。皇帝并不试图让被统治者参与决策，也用不着向他们解释其行为；国家对社会是沉默的，并不用公开陈述道理再行动。即，中国皇帝在做法国国王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中国皇帝远较那些欧洲君主而来得可惧和“全然敬畏”。圆明园也是一个比凡尔赛宫更好的壮美例证。到了18世纪，一些欧洲人才第一次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所批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批评来自何方——那就是日益自信的欧洲上层社会成员。比如，对孟德斯鸠来说，中国专制主义的问题与法国专制主义的问题如出一辙。繁复的礼仪所需要的谦恭服从，产生出了极易领导或误导的顺民，这种政治体制用术语来表示就是“东方专制主义”。从这点来说，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壮美转变成了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它成了对欧洲的一种镜鉴，也成了欧洲制度用来评估自身的反面典型。欧洲越像中国，它陷于麻烦的可能性就越大。1793年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明冲突。乔治?马戛尔尼是一位外交官、绅士，常常在伦敦各种时髦的俱乐部里侃侃而谈。作为外交官他自然是国王的仆从，但作为拥有土地的贵族成员，他又是构成英国社会骨干的社会阶层的一员。他是独立的人，常常实践自己的主张。无怪乎马戛尔尼与中国宫廷礼仪之间产生矛盾！根据繁缛的中国礼仪，接近帝国君主的唯一方式就是磕头，三跪九拜以示崇敬与屈服。很自然马戛尔尼拒绝遵从这套礼制。如果他磕头了，那就表示他的国王臣属于中国皇帝，而且他本人也就卷入他极为鄙夷的仪式里。最后他只是单膝跪下——更像是拜见自己国王时候的礼节。马戛尔尼相当正式地抵抗了东方壮美，也许这是他的使团最有实质意义的收获。

到了19世纪，对中国的批评更为普遍，东方专制主义的形象已遍布欧洲知识分子心中。他们发现，实行威慑统治的中国不但破坏着人的自由，而且专制主义还导致了经济及社会的停滞。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它所预示的无限进步，带给欧洲人一种新的优越感。欧洲一跃而进入一个经济繁荣、对自然的控制技术空前发达的世界；新的希望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民主紧紧相连。没有任何国家比英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亚当·斯密式的市场自发组织——所谓 “无形的手”——的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社会秩序可以在没有国家作为中介的条件下建立。市场逻辑可以隐藏于参与市场的人当中，而壮美则断然不可。

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落后了。环视自己的世界，欧洲人看到无处不在的变化；放眼中国，他们则只看到“停滞”和“风俗中的专制主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中国没有自由也没有个人，因此不可能有进步。在这里“风俗中的专制主义处处成为人类前进的顽固阻碍”。穆勒论到，中国人习惯顺从别人的判断，个性和原创力都无法发挥。中国人的心智就如同他们女人的小脚，“受到压制摧残”。这个国家最大的希望在于，欧洲人通过殖民、贸易及教堂，把他们古老的社会结构摧毁，并根据欧洲的原则重建。

正是心怀许许多多这样的想法，欧洲人才在1860年回到圆明园。额尔金大人和他的法国同僚孟斗班伯爵同为上流社会的绅士，因此他们很清楚中国的问题在哪里。额尔金不是妖怪，相反，除了勉强可称他为帝国主义者之外，他还算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通明事理之人。他受命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摧毁或统治，而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开放门户，进行互利贸易。但正是出于自由主义者的身份，他明白中国的问题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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