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根木真是只老狐狸，关于工作问题，除了对直接有关的下属外，对任何人都滴水不漏，他听取下属的汇报时，偶尔插问一两句，但总是喜怒不形于色，叫人难于捉摸。作为特工人员，他是严守保密纪律的，可以说真是无懈可击。对于这样的对手，恐怕很难在他身上掏出多少东西。当时领导对我指示，在这种岗位上，要沉得住气，对一切问题最好都装作冷淡、漠不关心的样子。日本人有时会放一些并不重要的机密文献在你的周围，你最好望也不要望它们一眼，你一动手翻阅这些文件，就会掉进他们的陷阱里去。当然也不是一切都无所作为，要看准时机，选好对象，然后下决心进行突击。

“我经过长期的观察，选中了一个姓郑的翻译员，他是台湾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死心塌地无限忠于天皇陛下，可以说，他是敌人阵营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个姓郑的是个酒鬼，只要有好酒，他就神魂颠倒，喝得烂醉如泥，喝醉了他的舌头就开始跳舞，无话不说。他当翻译，职位不高，钱也不多，经常要向我借钱，可是由于工作关系，他接触到不少机密。

“一九三八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他在尖沙咀的一间富有异国情调的酒吧间坐到深夜，他已经喝到第八杯威士忌酒了。他忽然搂住我的肩膀，凑近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说：‘老弟，顶多在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广州吃三蛇羹下酒了。那时候，大日本皇军的太阳旗就会飘扬在爱群大厦的屋顶上。’

“当时有很多迹象，例如在台湾集中大量登陆舰等等（这是一个英国记者透露的），表明日军在攻占武汉的前后很可能会对华南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我们还不能判明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可能是牵制性质的威力侦察，也可能是想切断广九铁路及其周围的交通运输线，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一场以攻略广州为目标的大规模战役。为了进一步判明他们的意图，我故意反驳他说：‘老兄，别吹牛，一个月，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算皇军今天在广东登陆，也不可能这么快拿下广州。广东军干起来可真有两下子，“一•二八”那时候，皇军是领略过的。’

“他趁着醉意大言不惭地说：‘也许那些丢他妈军队真有股蛮劲儿，可是咱们皇军有一种新式的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能够决定任何战争的胜负。’我故作好奇地问道：‘又是什么德国的老虎坦克吗？’当时日本军人吹嘘德国有一种老虎坦克，是任何反坦克武器都摧毁不了的。他醉得更厉害了：‘ 不，比德国的老虎坦克还要厉害得多。这种秘密武器不是给前方的军官和士兵使用的。瞧，就是这个东西，’他掏出一张百元面额的港币扬了一扬，‘假如你一定要给它起个名字，也可以叫它银弹吧。枪弹、炮弹是用来打士兵的，可是这种银弹连师长、军长和战区司令长官也同样可以打倒。说来也很简单，你在香港汇丰银行用某一位将军的太太或者姨太太的名义存上一笔定期存款，假如他在两军对垒时虚晃几枪，就赶快退避三舍，那么，三个月后，他就可以领到这笔巨款，这是谁都乐意做的买卖，就是那位统率着十万大军的司令长官，也派有代表长期驻在香港，跟我们密来密往呢！’

“他这一席话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不但判明了日军登陆华南的时间和意图，而且间接证实了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些高级将领已经被敌人收买，至少跟敌人进行过秘密‘和谈’。战后出版的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军方曾经与余汉谋的密使在香港进行过若干次‘和谈’，双方都提出过条件，至于有没有使用过‘银弹’，今井武夫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

“余汉谋麾下的正规部队一共有十个师和两个独立旅，除了少数兵力北调到武汉战场的南浔线外，留粤的总兵力至少还有六七万人左右，装备按当时地方部队的标准来说，也算是不错的，有炮兵部队，还有少量装甲车部队。主力布防在广九铁路沿线，还有一部分驻守在惠阳、增城一带，但是他们基本上不战而退，指挥上也混乱不堪。日军在登陆后的第九天（十月二十一日），就越过近二百公里的征途，除了在增城正果墟附近遭遇到一场小规模的阻击战，伤亡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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