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耘还分析，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有一年多时间，中日双方在华南地区基本上是按兵不动。日本空军经常轰炸广州，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空战，但双方的损失都微不足道，后来中国空军就干脆撤出广州，飞到韶关、南雄和衡阳去了。日机主要在市区投弹杀伤成千上万和平居民，但对具有军事价值的重要目标，包括交通枢纽的海珠桥和广九铁路上较大桥梁都不加破坏。大概日军早把广州看成是唾手可得的囊中物，对于不久就会属于自己的东西，谁也舍不得随便加以破坏的。日军对国民党军在广九铁路沿线经营了一年多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根本视若无睹。甚至在大亚湾敌前登陆，也没有遇到过守军一五一师（莫希德师）任何有力的抵抗。这样大规模的登陆战和攻防战，几乎兵不血刃，在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广州沦陷后，在香港和广东未沦陷区就有人散发传单和小册子，指责余汉谋被日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要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这件事引起了户根木的注意，他认为很可能是他的部下有人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机密。那个姓郑的家伙直接参加过谈判，又不是日本人，当然有重大嫌疑。而黄秋耘平日跟那个姓郑的家伙来往较多，也成为被注意的对象。他发现单独外出时常常有人盯梢。这样地下党认为他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而且可能有危险，于是下令他迅速撤退并离开香港。

三

再次，看看《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的记载。该书原名《中国事变之回忆》，其作者今井曾任日本驻华使馆驻北平的陆军武官助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和政务的第二课长兼第四课长、派遣军报道部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及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等职，是日本军方高级特务。他自始至终地参与日本从发动卢沟桥事变到被迫投降为止的侵华活动。他由于积极执行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日本参谋总部的重用，一再委以重大的秘密使命。该回忆录里所记载的史实均系本人亲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书末附录了若干相关原始文件。而无论他本人的回忆录正文，还是书末附录，都记载了日本特务机关与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余汉谋及其代表在广州沦陷前后的“和谈”活动。

据该回忆录正文记载，1938年夏，“华中派遣军送来了报告说：防卫广东的旧广东军长余汉谋已派遣使者到日本军来，应与其研究联络办法”。“恰好此时日本军队正从大鹏湾登陆，企图攻下广东。为了便于作战，迫切希望能与余汉谋取得联系。所以，首先派遣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和朝鲜人林当联络员，随后，我也同华中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一同去香港。因为有必要对余汉谋的联系工作的真正价值进行判断。”“……因为我已掌握了同余汉谋的联络情况，就把日后的工作委托给顿宫博士，随同高桥离开香港，于七月三日到了东京。”“同余汉谋的联络，后来由日华双方的联络人员往返与彼此之间进行工作。但由于这年的十月底，日军进攻广东时，余汉谋军几乎未加抵抗就撤退了，因此，在广东、香港地区有人散发了谴责余汉谋的传单，指责余被日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上述记载，提供了在1938年夏秋间，余汉谋通敌的若干线索，并隐约透露出由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受到谴责而使日本对余秘密工作增加了难度。

该书附录有关余汉谋通敌的文件与上文互相映证并且说明的若干细节：“今年六月上旬，由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通过朝鲜人林，向华中派遣军提出余汉谋有反蒋独立的意图，对此希能获日方意见，于是决定和余的代表在香港进行接触。六月下旬，由华中派遣军及大本营分别派出高桥大佐及今井中佐二人与林及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先后到达香港。但由于当时余的正式代表未能如约，按指定时日来港，致使会见中止，返回原地。”“日方派遣人员返回后，林单独留在香港，多次返回港粤间和余汉谋会见，但八月二十八日被英国官宪派香港警察绑架，送回上海。据林称，此乃出于中央系第四路军参谋长王俊的唆使。然而到了九月十九日，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及副官鲍毓光二人来到浙江省定海县，再次提出与林会面的申请，林亦于前往该地进行联系。这时,王等出示名片，作为代表余汉谋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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