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谈判中有没有使用“银弹”的问题，正如黄秋耘回忆录说的：“今井武夫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句，用钱收买的肮脏事，就是知道甚至做了也不会说出或记下。退一万步说，纵使余汉谋、莫希德等人没有接受日军的重金收买，但既然与日军勾勾搭搭，哪还有心思抗日，广州快速沦陷之谜也就解开了。

《今井武夫回忆录》附录还有其他电报说明广州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与余汉谋代表接触的事实：“林于十一月三日由上海急迫地前往香港，林及顿宫所商定的有关本工作今后的预定计划如下：甲、林通过在香港等待的余汉谋部下的引见访问余汉谋，由余汉谋手中取得反蒋通电后返回香港，向顿宫报告。乙、顿宫在收到该报告后，前往香港，在收到通电电文后，和林一起再次访问余汉谋。丙、然后，顿宫返回香港，见到通电实现后，即返回上海。……”“林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到达香港，曾来往港澳之间，与驻澳门的余汉谋代表鲍毓光进行畅谈。二十三日林又经由澳门赴肇庆以西的长岗，一月五日返回。一月六日余汉谋的代表余武祥亦来香港，今井中佐与其交涉，结果如下：一、余愿恪守去年夏天和日方交涉的各项条件，不抵抗放弃广东。今后尚希日方给予诚挚的援助。二、为了实现（建设新东亚）理想，余正在说服李汉魂、蔡廷锴成为同志。三、余目前虽无流亡日本之意，但鉴于蒋介石对余态度之冷淡，故应经常保持警惕。四、希望日本代表常驻香港。”这段史料除直接证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继续通敌并间接反映蒋介石和地方势力派的矛盾外，还证明广州沦陷前的1938年夏季，余汉谋与日方有过交涉，双方订有协议。

其实在广州沦陷前，中共有关组织也可能意识到国民党广东守军将领有问题。这些问题有对日寇为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唯一海上交通线而必然要很快发动攻占广州的敌情估计不足，也有不支持民众武装自卫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可能还有守将被不抵抗主义气氛包围乃至被敌人买通的可能。至于党组织当时是如何获得情报的，是不是从黄秋耘那里或其他什么途径得到的情报，未见明确记载的史料，黄秋耘的回忆仅仅说：“……这些情报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可惜那时候我们在广东直接掌握的只有小量人民武装，只能及时做些准备工作，要想进行有组织的、给敌人以沉重反击的抵抗是力所不及的。”就在日寇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于《新华日报》发表了《论日寇华南进军》。其中说道：“很奇怪吧！敌在华南进军，竟敢公开说出：‘对抵抗者，坚决予以打击，不抵抗者，则可予以宽恕。’我们在敌寇的狂吠声中，难免有人感觉到广东人民和军队，难道还有不抵抗分子存在吗？这无疑的是敌寇的造谣中伤和分化的毒计。我们相信华南方面行将到来的胜利，将给全世界全国人士证明：广东军民的团结，广东军民抗战的英勇。不论敌军行动如何，广东军队应当坚决地执行最高统帅所给予的任务，英勇抗战，保卫华南，为着保持国际运输线——广九铁路和海上交通而斗争！”这是一段令人费解和颇值得注意的话。在阅读前述有关广州沦陷前广东守将通敌的史料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看叶剑英是在辟谣，实际上他也在怀疑广东守将内部可能存在问题，只是大敌当前必须正面提醒广东当局和部队将领，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消除外界关于“不抵抗分子存在”的议论。这也好像一个人估计另外一个人犯有错误但还没有充分证据或出于策略考虑，不能直接指出问题所在，而只好从正面要求他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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