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 唐德刚说：“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颇感兴趣。可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固然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何其麻烦！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了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道：“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

恰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60多顿。

唐德刚根据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起初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并不在意，写过《在春风里》的陈之藩先生却说：“胡先生不像他说的那样。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

陈之藩先生的学识修养俱佳，所论公正平和。而胡适女弟子苏雪林和吴健雄看了《胡适杂忆》就气得不得了。苏雪林认为唐德刚对胡适有“大不敬”与“重大冒犯”，专门写了《犹大之吻》一书骂唐德刚，自费出版，并寄了一本给吴健雄。唐德刚不得不在《传记文学》上发表《“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一文回应。细读《胡适杂忆》，我认为唐德刚把胡适写得有血有肉，十分可爱，虽然有时文笔俏皮，不免笔走偏锋，但并无恶意。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李宗仁的“忘年之交”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全职研究员：唐德刚和夏连荫（Julie How）。夏连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1958年春夏之交，胡适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李宗仁才应邀参加口述历史。

我问唐先生：“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唐先生答：“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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