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胡佛的成功出人意料，资方和工人真的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商业部仿照下属的170个同业工会的经验创造了一个“国家商业调控委员会”，从白宫出来之后，福特汽车的总裁亨利·福特说，他不但愿意遵照总统定的工资标准甚至愿意提高工资。胡佛说服铁路巨头们的投资计划照常进行，国家电力照明公司保证投入1亿美元比他们在1929年投入的还多。

除了督促州长鼓励各州加快建设之外，总统还促成国会拨款1.5亿美元用于公共工程，此外还通过了一项减税政策。胡佛还“哄骗”联邦储备局扩大资金发放，提供更多的贷款。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央银行贷款给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时所收取的利率也就是贴现率降低到2%的情况。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稳定农产品价格，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效果很显著，美国小麦的价格每蒲式耳比欧洲贵25美分。

尽管所有这些措施都应该由白宫领导和推动，但是胡佛想限制政府的角色。他要求国会不要去管什么经济建设，他建议州长在公共建设投资上既精力充沛同时又要谨慎小心。实际上胡佛把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古老的“公司委员会”，而它根本不清楚自己的领导作用到底该有多大。国家商业调控委员会仅仅满足于扮演建议者的角色，而且，既然胡佛说整个经济体系是正确的，那就没有必要调查为什么经济会衰退，是否需要改革这样的问题了。

胡佛相信，美国短期内就能像1921年那次衰退一样恢复过来，因此根本不需要什么剧烈的补救措施。从商业公司报道的年终利润率，股票市场的几个方面来看，经济确实有所恢复，与过去的经济危机相比，1929年底也没有大型的银行和公司破产，人们总是批评胡佛没有意识到股票市场崩溃引发了全面的大萧条，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大萧条会持续10之久。1929年年末，《纽约时报》评选的年度最重要事件是伯德上将在南极的探险，而不是华尔街的大崩盘。

胡佛从没有说过“繁荣就近在眼前”这样的话，是他的副总统说的，但是他确实拒绝面对现实，1930年5月他宣布:“伟大的经济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成功。”他告诉商业部长，“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持续努力我们很快就会恢复。”6月，由银行家和主教们组成的代表团拜访白宫，要总统注意日益加速的经济滑坡的时候，胡佛明显有点恼火，他认为经济正在抬头，失业率在下降，“绅士们，你们晚来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对胡佛来说，真是祸不单行，1930年夏天，就在工厂企业艰难挣扎的同时，一场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干旱降临在美国的心脏地带。但他认为受灾数字被大大夸大了，红十字会的官员也认为大多数饥饿的恳求者是伪造的，从而拒绝提供他们拥有的紧急物资。州政府估计需要1.2亿美元，虽然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但是联邦提供的援助只有25万美元，而且其中没有食品。

胡佛对经济危机的政策，不管是对干旱州还是整个美国，都反映出对什么都管的联邦政府的憎恨和对“当地政府负责”的一种信仰。更重要的是他坚信私人给予的传统，对于在贵格派博爱思想熏陶下长大的人来说由政府来提供救济是难以想象的。假如援助是来自华盛顿，他认为就会损害接受救济人的品性，而且会让愿意奉献爱心的人失去机会，在胡佛看来穷人应该一直依赖并感激他们的富人邻居。

但是1930年秋天，城市里到处是失业者，乡村更是一片狼藉，总统中期选举期间要求他召开特别的国会会议，国会要求发放10亿美元债券帮助失业者摆脱悲惨的境遇，胡佛被激怒了。不久，他收到一份解释为什么联邦救济迫在眉睫的详细说明:“社区无能为力，州政府手忙脚乱，当地人厌倦、沮丧、无序、混乱，社区的任务太重了，它们的支柱已经倒塌。”胡佛几乎不能忍受这样的观点，他说:“美国不可能在恶意的悲观情绪之下，在灾难贩子和哭泣的人手中成长为伟大的国家，在哀嚎悲叹或者由理论家所表演的戏法之下，我们所有人的幸福也不会得到重建。”

1930年10月，大萧条开始一年之后，胡佛才设立了“总统就业紧急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也不是为了解决困难，而是为了阻挡日益增长的失业者对救济金的需求。虽然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总统就业紧急委员会却没给任何一个州一文钱，而是让报纸刊登一些空洞的标题，比如督促人们雇人“打扮”自己的房子。要求各州分享他们对付失业率的计划和经验，而总统就业紧急委员会则没有任何计划。

1929年以后，人们对胡佛政策的信任已经所剩无几了。资方咬住工资率，所以就减少工作时间，这样工人周薪的钞票越来越少。在1930年，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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