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提前知道了郑先生的选择。有一次他到办公室去,正遇上郑天挺和别人通电话。电话那边问郑天挺走不走。任继愈记得,郑天挺的口气安详稳定、慢条斯理:“不——走。”

可是别人还不知道。东单练兵场新修了小飞机场,是国民党为了“抢救”教授专门修建的。郑秘书长会不会走呢?这是北平解放前两天北大全校师生最关心的问题。

北大民主墙上贴出的一份谈话记录给出了答案。在那份记录中,郑天挺对去访问他的学生说,他平生注重“敦品”,意即遵守诺言,决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抄写的学生特意把“敦品”二字写得特别大。

这大大的“敦品”二字,像一颗定心丸。安抚了北大师生不安的心。

郑天挺为什么不走?除了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土地,他更舍不得北大,自1933年出任秘书长以来,至今已经15年了。15年,他为这所大学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郑天挺没有想到,4年之后,他还是离开这所他倾注了心血的大学,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的人生下半场,与他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年华的北京大学无缘。

1951年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的部分师生,组成中南土改工作团,到南方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当时正在北大法学院进修的钟文典,也报名申请参加。郑天挺说:“好,那也是学习近代史的好课堂。”并且表示自己也希望能够参加。之后的不久,郑天挺就随土改参观团到了江西。

1952年1月,北大开始“三反五反”,接着转为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北大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正在江西参加土改的郑天挺毫无所知。

郑天挺是“被校长打电报催回来的”,面对开展的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突然发现自己的两名属下涉嫌贪污,北大为此还专门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北大历史系对于郑天挺也开始议论纷纷。据郑天挺当时的学生回忆,郑天挺曾经对他讲,一听此事,“就闭门思过,等候审查,从来不知道应主动检讨。”

大概是听到了什么消息,2月3日,郑天挺约了邓广铭、李克珍等同事,试做检讨,但“只是历史交代”。4日,郑天挺在史学系教师组内非正式检讨,23日,郑天挺面对全系师生作正式检讨。听众们要求郑天挺揭露蒋梦麟、胡适主政时的内幕,检查对史学系教学工作的缺点。

哪有什么内幕呢?郑天挺只好“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作风敷衍塞责,八面玲珑,不当面得罪人,处处讨好”。有人质疑郑天挺:担任秘书长十八年,不可能没有贪污。

纵然是“八面玲珑、处处讨好”,但是一生清白,郑天挺哪能受这样的侮辱?

“你是不是因为从东北回来,系里聘请你,未给讲师职位,心里不满而这样逼人呢?”那位先生一时语塞。郑天挺立刻改容:“刚才我失态失礼,实在对不起。”纵然发怒,纵然委屈,也不愿让别人难堪,这就是郑天挺。

紧接着是思想改造。据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回忆,郑天挺从江西回到北大时,“学校正以重点改造对象迎接他”。郑天挺作了几次检讨都不能过关。于是北大成立帮助小组,帮助郑天挺过关。所谓“帮助”,就是让几个学生到郑天挺家中去,教训老师如何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作好检讨。有一次,郑天挺在学生们的“帮助”之下,几乎要哭了出来:“我同蒋、胡等的关系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了,如果你们不信,多年来我都记日记,你们可以拿去审查。”

思想改造之后是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南开大学。关于此,郑天挺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奉调任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思想上颇为波动;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天津去。”

南开与北大,有西南联大的一段渊源,“调”郑天挺去南开,看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关于郑天挺的离开,后人也一律沿袭郑天挺本人的说法。但,更多人相信,与其说是“奉调”,倒不如说是“贬谪”。

南开久负盛名不假,但那是张伯苓开创的“土货的南开”,是注重实用科学的南开。在那时,人文科学,在南开吃不开。

当时的南开历史系状况是什么样呢?创建于1923年的南开历史系,直到1951年11月,“仅有教师10人,学生20人”,更不要说学术影响,这,怎么和鼎鼎大名的北大历史系相比?

“拔根”后的枝繁叶茂

关于郑天挺的离开,季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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