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何炳棣也为之多年不解:“大大扩充改组了的北京大学竟容不下这位全部身心奉献于北大如此之久,生平最喜爱、最需要北京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权威;竟把他与清华的雷海宗拔根调到天津南开大学。”

据老一代知识分子讲,思想改造运动,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肃清胡适过去在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仔细梳理院系调整中被“调离”北大学者的名单,确实可以发现,他们多与胡适关系密切。

郑天挺与胡适的关系早有渊源,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胡适已经是北大教授,有师生之谊;之后又长期同事,特别是1949年之前的几年,一为校长,一为秘书长,有同僚之情。

昔日的旧谊成了今日的麻烦。

时至今日,关于郑天挺“奉调”南开时的心境,虽然是不少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却无从说起。郑天挺与人交谈,从来不涉及私事,郑家的几位子女,对于此也讳莫如深。郑天挺倒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记日记,但至今没有公开。

“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日记在大姐那里,而且我们子女多数不赞成公开出版,我一个人也不好作主。”郑天挺的儿子郑克扬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1952年9月上旬,郑天挺来到了南开,任历史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和他一起到南开的,还有他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雷担任了南开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此时,北大、清华、南开又有了一次汇合,不过,这一次汇合,无论是声势还是阵势,都无法与15年前那次三校联合相比,但因为郑和雷的到来,时人还是把南开历史系称为“小西南联大”。

郑天挺的弟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尔康记得,郑天挺一到南开,就发下宏愿:要把阵容并不强大的南开历史系,办成“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

哪几间大学?郑天挺没有明说。看看他对当时几个大学历史系的点评,不难看出郑天挺的目标,郑天挺认为:“从历史上看,北大和清华各有自己的长处,譬如清华注意外文,就应该学习;西南联大录取新生是很严的,总得有个高标准,差一点也不行,南开历史系应该有个好的学风。”

耐人寻味,对于自己最为熟悉的北大历史系的长处,郑天挺没有提及。

现在不会有答案了,有的,是由郑天挺奠定的南开史学的风格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十年代,郑天挺在南开历史系开设的课程,竟然有七八门之多。郑天挺讷于言谈,讲课也不生动,还有个很重的口头语:“这个……这个……这个”,学生顽皮,有一次特意做了一次统计,一节课下来,郑天挺说了一百多个“这个”。

但是没关系,郑天挺的课学生依旧爱听,有料。郑天挺却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教学上,并且提倡年轻的教师也这样做。

197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们共同编写了《中国古代史》,在送给郑天挺的书的扉页上写着:敬请郑天挺先生指教。落款:您的学生们。

这不是客套,而是事实。参加编写的人,不是郑天挺的弟子,就是再传弟子。南开历史系已经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郑天挺就是大树的根。

更让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们自豪的是在1980年。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学术界乍暖还寒,郑天挺首倡召开大型国际会议。8月,《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史学系召开,出席的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等国家的学者三十多人,国内学者九十多人。看看当时参会者的名单,就可以想见阵容:何炳棣、傅衣凌、王钟翰、任继愈、戴逸、章开沅、铃木中正……

“要不是郑天挺敏锐的政治胆识和崇高的学术威望,这样规模的会是不可想象的。”冯尔康说。南开史学系不再是吴下阿蒙,一下子变得在国际上赫赫有名起来。那一年,郑天挺82岁。

身在南开

在郑天挺后来写的《自传》中,他写到: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应的。

《自传》是后来写的,当时的郑天挺,真的“愉快”吗?

郑天挺到南开的时候,如今年近九十的来新夏,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当时郑天挺是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来新夏是中国史教研室秘书。两个人每周总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

来新夏老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郑先生到南开来,南开很重视,因为他从北大来的嘛,又曾经是北大的‘当政者’。郑先生这个人,比较深沉,比较含蓄,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感情始终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文革’中郑先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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