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父亲年龄的增大,随着自己整理外祖父文稿工作增多,张夷越来越有兴趣。后来发展到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方的古籍书店和收藏者,只要有陈去病的文稿和南社的资料,都会第一时间给张夷来电话。而张夷呢,不管花多少钱,都会尽力买下来。算起来,他在南社资料的收集中已花费了五六十万。

现在,张夷在南社研究方面投入的精力比他原本钟爱的园林设计更多。张公祠的南社纪念馆,就是作为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的他牵头负责的。苏州南社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他办公的曲园。

但是,1988年以前,张夷满脑袋想的怎么让自己的盆景做得更好,让自己更有名,赚更多钱。他那时已经是苏州颇有名气的盆景、园林艺术家,已经在苏州办过不少次的盆景展,打的都是张夷自己的名号。

张夷记起外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絮絮叨叨中说起外祖父——他似乎也是一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和孙中山先生私交很好,孙中山曾说自己“十年袍泽”,陈去病是不多的真正的朋友之一;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主要负责孙中山陵墓的选址以及《哀思录》的写作;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深痛蒋介石违背孙中山,曾发誓“终身不与共事”,宁愿去当老师或者游历,也不去当国民政府江苏省委委员;

生前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顶撞蒋介石,还曾用拐杖指着蒋骂其为“小鬼三”……

一介文秀才出生的外祖父,23岁就在乡里成立“雪耻学会”,然后又加入救亡图存的“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出过家潜心修行;既组织南社公然要求革命,也当过大学老师埋头做学问;既在报端写下各种抨击时弊的战斗檄文,也在酒肆纵酒作诗一派世外高人姿态。

在七八十年前,在短暂的59年里,可以把人生过得这样多彩,随性。“这太神奇,太值得研究了。”张夷说。

徐国昌：不能不明不白

86岁的徐国昌非常正式地穿着笔挺的条纹黑西装,系着领带。高高瘦瘦的他在一群南社后人中,显得很特别——特别安静甚至有些落寞。

他的外祖父是高旭(高天梅)。虽然也是南社创始人,但最终他被社友们开除了。原因是他参加了曹锟的贿选案,是“猪仔议员”。

家族的耻辱

徐国昌的成长记忆中,基本没怎么听说大人说起过外祖父。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

徐国昌生于1923年,就是在那一年,身在北京担任众议员的外祖父高旭,深陷曹锟“贿选门”,被认为是接受了曹锟贿赂,助其成为总统,是“猪仔议员”。一时间,舆论哗然。柳亚子带领社员发表公开文告,宣布将他开除南社。

高旭没有做任何辩解,黯然离京,回到上海金山张堰老家,郁郁寡欢,以酒消愁。

这一年高旭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可能就是徐国昌的出生。他亲自给大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取下“国昌”这个名字,寄托的他对国家昌盛的希望。

两年后,终日以酒为伴的高天梅,患上伤寒症去世,年仅49岁。

懂事后,徐国昌才意识到,外祖父似乎是全家人心中的一个痛。母亲这边的家人:大舅,小姨,基本很少提起他,提起也颇多抱怨。

外祖父去世后,家道就中落了。大舅是个从小就跟着外祖父为文写字的书生,身体不好,也不怎么懂得经营祖业——但家人似乎都认为高家这一支之后的一蹶不振,是因为高旭。现在高旭的一个孙子,也就是徐国昌的表弟就住在老家,“但我这个表弟几乎就不提他祖父。”

前些年徐国昌的小姨去世的时候,他还听到小姨对父亲还是有诸多抱怨,怨他让子女从此在外都抬不起头。

1980年起,徐国昌开始做一些南社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徐国昌写介绍外祖父的文章,在外界业已形成的定论下,他也会大义灭亲地在文章最后对“失去气节”的外祖父进行无情的批判。

不能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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