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柳光辽一出生就被托付给外祖父母。三岁前,柳光辽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上海的租界,租的冯玉祥的房子。因为日本人的入侵,阿爹把他们住的地方称作“活埋庵”——人虽活着,但周围都是日本侵略者,和活埋也差不多。
之后,柳光辽跟着外祖父避难到香港、桂林、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在北京工作,柳光辽也来到北京,在北京第25中就读直到毕业,都是住在外祖父家。
“因为家里的气氛非常宽容民主,任我们天性发展。”柳光辽说,对儿童教育,阿爹主张“放任自由”。平时,阿爹从没有长篇说教,没有过多管束,没有呵责,更没有打骂。大人和孩子是可以平等对话的。
有一年十月的一天,他和阿爹一起吃螃蟹。他就“刁难”阿爹:“都说您写诗快,曹植可以七步成诗,您也七步成个吃螃蟹的诗吧。”柳亚子听了也没觉得有什么,马上就按照外孙的要求,很快写出两首绝句。
1954年,柳光辽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哈尔滨军工大学。心中顾虑到光辽的母亲身体不好无人照顾,又担心光辽从小都“娇生惯养”没离开过家人,一个人不能适应东北天气,阿爹特地找他做了一次详谈。最后,柳光辽还是决定去哈尔滨,外祖父尊重他的选择。
阿爹是着名的诗人,但是从来不逼迫柳光辽背诵旧体诗;经常有人来求他的墨宝,他却从来不督促光辽练毛笔字。
不过,家里还是有一些规矩的——礼貌规矩,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不说谎,上学要勤,不迟到,不旷课;功课要好,做个好学生。要节俭,大厅里挂着的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不乱花钱,不准骂人打人,要同情穷人,不要轻视他们。
感受阿爹
在外祖父身边,柳光辽感受最深的还是外祖父那颗拳拳爱国心——似乎他做每一件事,他内心所有的向往,都以这为目的。
还记得六岁在桂林时,湘桂战争爆发,为了共抗外敌,外祖父和别人一道组织劳军,还组织募捐。已经上小学的光辽,放学后,总会远远看到大街上,外祖父和一些人在一台大卡车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号召出钱出力救国。柳光辽那时候那么小,看到外祖父,觉得他就应该在那里,不在才奇怪呢。
外祖父一生爱书,曾因“狂胪乡邦文献”以致“床头金尽”,但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毕生收藏的书画典籍悉数捐赠国家,没有一样留给后代。 “家里人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了。”
1952年,政府为外祖父配了专用汽车,公车绝不私用,这是家里的规矩。
也正是受到外祖父爱国思想的熏陶,高中毕业,在列宁的“苏维埃+电器化=共产主义”这句话的感召下,当柳光辽被前来招考的“哈尔滨军工大学”看中时,他毫不犹豫就决定奔赴东北。
外祖父对于朋友的赤诚,柳光辽非常感怀,在外祖父身上就有令人感叹的传奇友情。
林北丽是南社社员林庚白先生的遗孀。她同时也是和柳亚子忘年交的诗友。1941年底,林庚白在香港被日本兵枪杀,林北丽非常凄苦,带着孩子来到桂林。
为了开导她,柳亚子便和她一起整理庚白遗稿,编辑《丽白楼遗集》、《丽白楼自选诗》;还常带她一起去和桂林文化界的新朋旧雨聚会,谈诗论词,不着痕迹地相助林北丽抚平内心的伤痛,重振生活意志。
1958年柳亚子去世,为了悼念老友,林北丽从此罢笔不再吟诗。
类似的故事柳光辽印象中还有很多,如一生锲而不舍地搜集亡友苏曼殊遗作,对张应春烈士四十年不渝的悼念等。“表里如一,有一颗赤子之心,是阿爹的特色,也是阿爹人品的精华。”
怀念阿爹
72岁的柳光辽,尽管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但基本上都无恙过关。“文革”前夕他还入了党。不过,“文革”初期,他被无故停了党籍,说是因为母亲的一些问题,1973年,党籍又恢复了。
1960年,柳光辽从哈军工毕业时被学校留了下来。
他在哈尔滨读了六年书,期间的1955年假期和1957年假期回家过两次。1958年接到家里发来电报时,阿爹已去世,没有见到阿爹最后一面,这成为柳光辽终身的遗憾。
后来随着学校和学科的调整,柳光辽随着一块调整,变动,最终跟着专业一块到南京理工大学,一直到退休。
退休后,学理工的柳光辽也拿起了笔。他笔下的南社的文章,文笔优美,娓娓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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