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顶替就业政策的再度恢复是在1973年。为了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即中发〔1973〕30号文件），明确指出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并规定：“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时或按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的职工子女顶替，或者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附件一《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8月4日）。根据这一文件精神，1974年国家计委又将子女顶替就业范围扩大到盐业生产工人子女《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盐业生产工人子女顶替问题的复函》（1974年7月29日）指出：盐业生产工人的子女顶替，可以参照中发〔1973〕30号文件精神执行。。这样，子女顶替就业政策在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四大行业”得以恢复。但一些城市在补充自然减员试点工作中，突破了“四大行业”的限制。如1974年哈尔滨市进行补员试点工作中，有84个企事业单位退休退职职工9074人，子女顶替5982人，占65.9％《黑龙江省志》第68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1976年至1977年，该市办理顶替手续的知识青年达3万人《哈尔滨市志》第23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总体上看，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子女顶替政策的实行，只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工人退休、退职，还没有推广到干部退休、退职；而且这一时期我国工农业生产落后，生活资料增长比较缓慢，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这样子女顶替工作的实施规模有限。这一制度的大规模推广，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

二、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大规模推广

20世纪70年代末，子女顶替制度的大规模实施，是在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镇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推进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解决城镇青年就业的主要出路。据统计，从1962年至1979年末，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多达1776.48万人《1961—1979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转引自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十几年中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积累了很多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知青工作已成为五个“老大难”问题（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中的首要问题。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首先改变过去城镇中学毕业生“以下乡为主”的方针，允许大部分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限制，并宣布对广大知识青年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这给知识青年带来了返城的希望。此后，大批知青开始返城。1978年末在乡知青共有606万人，1979年一年就回城414.6万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195页。。到70年代末，90％以上的知青返城，加上原有待业的和新成长的劳动力，城镇待业人员总数达到了1500万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统包统配”20世纪50年代，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向单一全民所有制过渡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城镇劳动力统由国家包揽就业，用行政手段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招收、统一调配”。这一制度对于新中国初期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400万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对于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稳定政治局势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堵塞多种就业渠道、制约劳动者积极性等弊端渐趋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积极稳妥地改革统包统配制度，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就业制度已很难解决他们的就业，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由于一时难以提供如此众多的就业岗位，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回城知青、城镇待业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千方百计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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