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他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这个讲话，为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指明了方向。即解决待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过去“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但是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为了减轻沉重的就业压力，党和政府不得不多方努力。

在这种形势下，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开始作为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压力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退休、退职被中止，到“文革”结束时，企业职工应退而未退者达200多万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60多万人，何玉长：《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使得企事业单位职工日益老化。为了妥善安置退休职工的生活，并促进工人队伍的更新，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大力推进干部、工人的退休工作。结合当时城镇严峻的就业形势，《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或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可以允许一名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家居农村的退休、退职工人，应尽量回到农村安置，本人户口迁回农村的，也可以招收他们在农村的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1978年6月2日）。。

此后，各地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制定了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参加工作的暂行办法。1979年7月，国家劳动总局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后子女参加工作问题也作出规定，指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现在是工人的，退休后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国家劳动总局关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后子女参加工作问题的复函》（1979年7月24日）。。1980年6月，国家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又将《暂行办法》的精神推广到军队编内工人，指出：军队编内工人退休退职后，如果生产（工作）需要，可以择优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国家劳动总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做好军队编内工人退休、退职工作的通知》（1980年6月18日）。。这样，子女顶替就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各业的工人退休工作中广泛实行。同时，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在落实政策工作中，规定“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人员、战备疏散复工复职人员和历年冤假错案平反人员，允许招收他们的一名子女参加工作。这样80年代初，子女顶替就业达到高峰。

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3年，五年内全国办理退休、退职的职工共有1220万人，其中子女顶替约900多万人，占退休退职人数的80％《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从各地顶替人员的来源来看，返城知识青年占了相当的比重。如上海市自1978年10月至1983年11月，全市职工退休退职共66万人，子女顶替578769人，其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22999人，所占比重达55.8％《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广州市1976年至1980年，共顶替83095人，其中知青43489人，占总数的52.3％《广州市志》卷九（上），第278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制度的普遍实施，一方面使年老退休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另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更新，提高了工人队伍素质，对提高劳动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拓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途径，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如此，子女顶替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如《人民日报》报道：首都机械厂从1970年起组织职工家属参加生产劳动，曾创办五个家属生产连，共400多人。他们生产的台式电风扇等产品质量好，销路广。但是，参加生产的家属年龄越来越大，干活感到吃力，而有些人的子女却在家里待业。经上级批准，该厂对家属生产连进行了整顿，对年老体弱的家属实行退休制度，对退休家属工的待业子女优先吸收入厂。到1980年4月，已有34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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