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于305医院的灵堂里，谷牧儿女们伸出的手很难放下：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来了，陈云的女儿陈伟华来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来了，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来了，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抱着写有“叶剑英全体后人”的花篮来了（之后叶向真还专门从外地赶来送别），谭震林的女儿谭胜远来了，余秋里的儿子余方方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女儿李敏带着女儿孔东梅也来了—“这是毛主席的女儿来送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呢！”送别的人们感叹。谷牧次子刘会远提醒记者，当年被批判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一大半有家属来吊唁他父亲—这位“二月逆流” 最后的余党。

“父亲的离去让人深切地感觉一个大时代的结束，”刘会远说，“那代人或多或少具备那个大时代的特点，严于律己，严格教育子女，那代人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他们的友谊也好，争论也好，都是建立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上。”

地下工作比《潜伏》还轰轰烈烈

时代周报：在宋平为《谷牧回忆录》写的序里，称您父亲“拿过笔杆子，也拿过枪杆子”，才知道谷牧先生曾经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工作，和前段时间热播的《潜伏》一样。

刘会远： 应该说比《潜伏》还要轰轰烈烈。父亲当时主要受周总理委托，去东北军做地下工作，在中共东北军工委的引导下，东北军几个突出的将领，包括吕正操（开国上将）、郭维城（少将，曾为张学良机要秘书）、张学思（少将，张学良之弟）等都先后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万毅（中将）还是我父亲亲自发展入党的。而且还依托万毅团举办三期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新兵队。

时代周报：革命时期，拿“枪杆子”的同时又怎么拿起了“笔杆子”？

刘会远：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曾经在北平投身过左翼文化运动，并成为北平左联的负责人之一。而投笔从戎后，这个笔杆子其实并没有放下。在随东北军开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时，激战到把所属部队几乎全部打光，于是他决定到武汉去找党组织，同时递交了一份分析这次战争的报告，他分析道：与以往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不同，这是第一次与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对决，里面有许多经验教训要吸取。还特别提到溃军沿路丢弃的很多武器装备，应该由地下党收集起来建立敌后武装等等，这份报告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解放后，父亲负责济南市工作时，三份报告报到中央，毛主席批示，作为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转发全党，更增加了他“笔杆子”的声誉。

时代周报：父亲会跟你们讲自己当年这些辉煌吗？

刘会远： 1941年他在沂蒙山区抗战时一颗子弹洞穿胸膛，打断了一根肋骨，断骨连带着皮肉，所以他的胸前、背后有大片伤疤。很多人都以为他死了，当时罗帅、肖华等领导同志决定把他送进城里在敌人眼皮底下藏起来，而且几个领导都掏出了身上剩下的所有津贴费交给了护送父亲的同志。父亲住在一个寡妇家里，天一亮大娘留下他一天吃的东西便锁门出去，到晚上和卫生员再偷偷溜回来给他换药做饭，当伤好他回来时，先看到他的一帮洗菜做饭的炊事员都傻了，以为见到了鬼。呵呵，这些还是肖华的夫人王新兰阿姨告诉我的呢。

时代周报： 《谷牧回忆录》里提到，“文革”初期造反派揭发谷牧在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老糊涂了。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被看作很严重的罪行，是不是毛主席出于爱才，才保住了你父亲？

刘会远：我父亲确实在领导层中间讲过恐怕主席脑子不行了。把这句话透露给造反派的（据我父亲调查后在日记里分析）可能是一位当时已靠边站的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夫人。为了保我父亲，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在毛主席那里说了很多话，甚至可能会不得不用一点策略来解释成某种受到冲击的势力故意把水搅浑……毛主席曾说过，天才不成立，但有些人就是比别人聪明，比如我的秘书田家英，还有国务院那个谷牧。但造反派1967年2月7日的这次揭发肯定对主席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并成为他十几天后决定批“二月逆流”的原因之一） 。我父亲勉强过了这一关，虽然他没有给我们说过，但我估计从那件事情以后他对自己的定位有了改变。我父亲从那件事以后便要求自己更多地向周总理学习，更多地抓具体工作，他的笔杆子仅限于起草关于经济工作的文件。

“一切向周总理学习”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谷牧先生先后辅佐过几代领导人，他工作和处世的风格是怎样的？

刘会远：我父亲这个人跟毛主席、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不同，他们有时候是孤独的，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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