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过程中流露的错误倾向,是没有形成错误的错误,如果向下传达,错误影响不就反而扩大了吗?”叶帅就非常默契:“对,我同意这个意见。”然后李先念也说:“对,不传达。”周总理于是拍了板。你说我父亲跟聂荣臻,都不搭界的—我父亲是山东根据地,他是晋察冀的—但是大家是为了党的前途,为了党的利益,很默契地团结在一起。
时代周报: 这些人具有怎样的特点?
刘会远:在“二月逆流”被批判时,一次散会后,徐向前跟我父亲边走边说:“是有逆流,但不是我们,是他们!”根本不怕别人听见……这些老帅都是军校出来的,都是有文化的,是党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他们身上保留了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的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在我们党搞的一次一次运动中,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摇来摆去,但是党内有这样一批人坚守着常识和理性,人数可能不多,却代表了真正的主流。
时代周报:在你印象中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刘会远:他的胸怀特别宽广。“文革”时化工学院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叫何立新)领着人来抄我们家,跟我都对打过,他多次批斗我父亲。按一般来说,应该是仇人了,后来抓“五一六”期间那个造反派头头自己也被审查和抄家,他一时想不开跳楼寻了绝路,我父亲知道后,竟然说“可惜了,一个大学生”;我们家原来有很多藏书,有些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是外面见不到的,像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等写的《新阶级》、《没有前途的共产主义》,这种政治书是灰皮的。所谓西方没落文学或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文学,像《麦田里的守望者》、《小铃铛》等是黄皮书,造反派来抄书,马恩列斯毛不要,其他都抄走,父亲就说“他们也想看书了”;和我一起插队的朋友黄元,过年回京时从大学造反派那里辗转借抄没来的书看,扉页上还写着“谷牧藏书”,我把这事跟父亲说,父亲也只是笑笑而已。
即使在造反派诬陷他是国民党特务这样最艰难的时候,他也能在审查结束后就优哉游哉地跑到中国书店去淘旧书,五毛钱一本,他拿回来包个书皮、自己用毛笔写上书名就又看了起来,他很想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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