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比如说？

刘会远：在灵堂时，贺龙的女儿站在父亲的遗像前讲：“谷叔叔，你帮周总理做了多少事情，在彭德怀元帅最困难的时期，在大西南你专门去看望他……”原来，在“ 文革”前彭德怀被下放到大西南时，我父亲曾作为国家建委主任去当地布置任务，当他看到彭德怀也在底下坐着时，打断会议走过去恭恭敬敬地说：“彭老总您这么大年纪，您回去，我晚上来跟您汇报。”这实际上是找一个晚上单独去探望的借口。彭老总坚持要在会上听，到晚上父亲还是去看望了，请彭老总来负责西南三线建设的后勤方面的指挥（我军的后勤保障系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形成的，他有经验）但不要轻易下部队，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据彭老总的侄女讲，这一天是庐山会议后到“文革”遭受迫害前，彭德怀最愉快的一天。这件事我曾问过父亲，他只是苦笑不说，老人家的问题早已平反，如果现在说就证明他那个时候有先见之明，他不说是因为他心里苦涩—他对毛主席非常敬重和爱戴，他心里有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矛盾和痛苦。

时代周报：在那个时期以周总理为榜样也很难坚持实际操作。

刘会远：事实上“文革”后期，成了他一个人独撑危局，当时李先念同志身体不好，“四人帮”马上就排挤他。余秋里犯了心脏病，也休息了。此时父亲要是稍微表现出一点身体不好的样子，经济战线马上就全部落入“四人帮”手里，上海的马天水等都做好准备了，肯定是立刻过来啦。所以那是他最困难的时候，领导层抓经济工作就剩他一个人了。

时代周报：这种形式的自制与坚持会让人误解吗？

刘会远： 1976年周总理逝世、清明节“四五事件”时，当时人民群众都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我们兄弟几个私底下也都去，可是我父亲非常谨慎，他身处的位置绝不能让“四人帮”抓住任何把柄。这时老战友葛明阿姨来到我家，指着父亲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你的今天！”我父亲是含着眼泪在听，形势决定他不能公开表态。常有老战友来家里聚会，有的人什么都敢说，他对敏感问题不会轻易表态，但每当他日记里写一笔谁说怎样怎样，其实某种程度就表示他是赞同这个人的。

与极左的抗争

时代周报：您在追忆父亲时，称他“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常识与理性体现在哪里？

刘会远： “ 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我父亲还是满脑子的三线建设，当时我们父子两个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在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中。“文革”开始时我真急了，我说：“爸爸你别不当一回事，我现在是团支部书记，我要跟你进行一次同志式的谈话。”他一愣，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我说：“奶奶经常在外面讲土改时贫下中农的一些过激行为，这对咱们家很不利。”我父亲就说：“可土改中这种左的现象确实存在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到莒县朱梅村调查的情况，他发现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地主罪恶并不大，主要是因为“积极分子”怕将来变天，地主反攻倒算。他认为：“这是群众发动不充分、政策交代不清楚、工作不深入细致的表现，继续下去将脱离大多数群众。”说到我奶奶，她坚信儿子做的是对的，儿子的朋友们也是对的。父亲离开家乡比较早，在家乡有同学身份的战友如王一平、曹漫之等在无处躲藏时会到她那里去避难、养病，所以他们都叫她干妈，她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能要求我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划清界限吗？这一席话对我的震动很大，避免了我在“文革”中进一步继续往下滑，很有教育意义。

时代周报：同样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为什么就较少受左的干扰呢？

刘会远：他碰到的那些领导，在山东抗战时的朱瑞（后成为我军炮兵奠基人）、罗荣桓，解放战争时的陈毅等，这些领导都是非常实在的，都是不会左的，而他是在这些领导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时代周报： 像你父亲这样在“文革”里能有独立判断，在“文革”之后走到改革开放的工作岗位上顺理成章。

刘会远：是啊，人们常说“文革”时邓小平在江西那个小机械厂每天上下班走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上苦苦思索，同样的，“文革”中“二月逆流”那批人，包括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等，也以另一种方式在抗争和“思索”。当我父亲因为 《工交十五条》（原名《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是谷牧对陈伯达试图搞乱工交企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的修改稿。—编者注）和“ 四人帮”产生交锋被迫做检讨时，聂荣臻非常富有政治智慧地说：“谷牧同志的‘错误’是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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