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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太昏庸,将全国作为一盘棋考虑,这个度是可以把握的。只要不打仗,供养一支官僚队伍,并不需老百姓负担过重。但各级官员越到下面越不需要全局意识,他们想到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而且为了自己能升迁,需要上司给朝廷说好话,而中央各部及省、府官员也是皇帝的高级“打工仔”,他们同样有自己的利益,又有要挟地方官员的权力——那么知县盘剥百姓,积累财富,除自肥外,还必须向上司行贿,这也成为政治常态。
这样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各有自己的“小九九”,皇帝要有效地控制他们,其难度可想而知——那么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强人。要么是皇帝本人有本事且勤政,如明朝开国的朱元璋,乃至有乃父之风的朱棣;要么是对皇室尽忠的首辅,如张居正。但强人政治不可能持久,朝廷乃至皇帝的威权总是在逐步递减,到最后必然是鱼烂肉腐,勤政如崇祯者也无力回天。
清承明制,但对控制术有所改进。皇帝建立了一个“族国”,让旗人享受特权,结成比明朝王室范围更大、效率更高的利益同盟,以共同监视各级汉族官员和老百姓——县、州一级的小地方官,汉族士人是主体。但时间一长,旗人的利益同盟同样会腐化,其效能同样会剧减。到了后期,清朝要改革,最难的就是取消旗人特权——皇帝昔日仰仗的同盟者,结果成了其延续统治的最大障碍。
正由于不可能根本改变各级地方官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的制度,也即没有进化到真正主权在民的宪政国家,这样仅仅在控制技术层面的修补,无法突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改朝换代循环。民众对一个个新王朝从寄予希望到失望,再到推翻它,两千年来都在重演,无非每场戏有时间长短的差别而已。而知州、知县这类基层的、直接管理百姓的朝廷命官,其残民害民也成为帝制时代不可能解决的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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