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章：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

质疑文章：东野专列成功佯动 并非“背道而驰”

回应质疑文章：就东野前指专列“佯动”问题答质疑

就东野前指专列“佯动”问题答质疑

作者: 迟泽厚

今年10月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拙作《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不久，编辑部转来苏进同志子女的质疑文章（以下简称“苏文”），认为东野前指专列从哈尔滨先向东南开，又原路返回，确系迷惑敌人的佯动；但是当时负责铁路运输调度工作的不是他们的父亲苏进，苏进已改任炮兵纵队司令员，前往锦州前线。拙作曾指出：东野前指这次行动，在第四野战军的发展史中，本算不上一件大事，但是，历史必须力求真实，被误传或歪曲的，应当还其本来面目。这是我写作该文的目的和态度。对有助于澄清历史真相的质疑，我一概诚心欢迎。

先说说拙作的产生过程。我的材料来自早年的老领导阎仲川同志，并非杜撰，这有当年的采访笔记为证。解放战争时期，阎仲川是林彪作战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之一，他以精明干练和忠于职守而深受四野（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器重。他熟知四野部队的历史。1995年11月，我参与他组织的《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稿件的修改工作，经常就四野部队一些历史问题向他求教。一次，我提到对辽沈战役期间四野前指专列行驶路线深感不解，他当即以亲历者的身份说明事情真相，指出一些流传说法的谬误。我感到材料极为珍贵，便建议他写出来，免得以讹传讹。他表示确有很多东西要写。但是，不久后开始的工程浩大的《第四野战军战史》的编写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参与。此事无疑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再加上身体健康的原因，他的写作计划就化为泡影了。他的离世令我悲痛不已。如今我也即将进入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我深感有责任将阎仲川同志同我讲的一些不为人知或甚少人知的关于四野部队的史料，加以考证后整理出来，不使其因人去而湮灭。这也是对老领导的最好纪念。拙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

关于东野前指专列“佯动”之说，我历来深感怀疑，认为不合情理，而阎仲川同志的解释则有理有据。古今中外用兵都注重佯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佯动战例是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但是，辽沈战役刚打响时，由于国民党军仍占据长春，从哈尔滨到锦州前线只有一条铁路可走，并无“陈仓”可度。倘若当时真的发现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可能进行袭击，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是设法让东野首长尽快脱离或避开危险区域，却让他们坐在列车上在哈尔滨附近往返折腾，这岂不增加了遭袭危险？更何况当时前方战事正紧，毛泽东又一再催促，岂容如此延宕？退一步讲，倘若当时确有一个佯动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是谁提出来的？经谁同意的？为什么刘亚楼也被蒙在鼓里？未经刘亚楼（他是林、罗的全权代表）批准的计划能执行吗？在这次事件中，最先发现列车开错了的是阎仲川，向刘亚楼报告的也是阎仲川，把1纵队前运列车押车首长带到刘亚楼处的还是阎仲川。这几件事对阎仲川来说，都可算是难忘的大场景、大动作。“苏文”引用谭云鹤老人的话说：阎仲川脑子很好，不可能乱说。那么，他对东野专列“佯动”问题的叙述和看法，也就不能轻易否定。无独有偶，几天前，一位以写四野战史而蜚声文坛的军旅作家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他为写东北解放战争曾多次访问阎仲川，阎也曾向他讲过东野专列问题，所述内容和观点同对我讲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弄出一个所谓东野前指专列“佯动”问题？阎仲川原认为是负责铁路运输调度工作的苏进疲劳过度所致。我在写作该文时，曾查阅了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名录》，此书784页记载：1948年10月，苏进同志仍任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因与阎仲川同志所述吻合，遂予采信。“苏文”指出，东野专列南下之时，苏进实已调任新组建的炮兵纵队司令员，并已到达锦州前线，他曾目睹炮兵司令员朱瑞于10月1日义县战斗中触雷牺牲。为了弄清“苏文”所述情节，经多方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一篇苏进同志写的《辽沈战役中炮兵纵队的战斗片断》。这是最为珍贵的一手资料。此文证明，苏进同志在辽沈战役前确已离开铁道纵队，东野前指专列的开进问题与他毫不相干。我想，可能由于苏进同志在东北大部分时间担任铁道纵队（护路军）主要领导，而阎仲川同志在处理东野专列“佯动”问题过程中，并未见到当时铁道纵队的领导，因而在几十年后凭老印象“张冠李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终是我将它整理成文，因而发生失误的主要责任在我。这说明尽管我主观上也想求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