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列强虎视眈眈的注视之下，竭力反对联邦制者也大有人在。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派，就主张中央集权。他们认为革命党已经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可以经过议会组成党人内阁，把政府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反对分权于地方。1912年8月，宋教仁为新成立的国民党起草《国民党大政见》，提出关于未来政制的五项主张，第—项即为“主张单一国制”，并认为对此“已无研2究之余地”。11月，黄兴在湖南的一次演讲中也表示反对联邦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孙中山便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隋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孙中山于当年底回国后即着手推进国家政体的建设，但在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支持下'他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认为联邦制会削弱中央权力，助长军阀势力，于国家前途不利，因而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总统制政府，由政党和议会控制政府权力。在一次演讲中孙中山明确表示反对实行联邦制：“至国制问题，有主张联邦者，谓由分子集为一物。本党则主张统一。”

把地方自治与民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但是当袁世凯大权独揽，逐步走向称帝一途时，又活跃起来。1914年7月，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 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实行联邦制的客观需要：“国土广大，习俗不齐。民隋各异，亦为我国之一特色也。一省之大，广者等于德法，狭者同于葡瑞，且各省之情形不同者正多，苟欲举此特殊之各省而以一法绳之，一机关治之，势有所不能也。”文章尖锐指出了民国以来实行单一制的弊端：“名为集权，而实则不能集治。地方能自治而又无自治之权。直言之，则地方无宪法之保障，故事事受中央之干涉；中央鞭长奠及，故往往重要事项亦委之地方”，所以戴季陶认为：“吾人主张中华民国非组织为联邦不可”。

在各届中央政府无法统一，地方军阀割据混战，统一已经不可能的时候，联省自治运动有了现实的基础。章士钊、张东荪、李剑农等著名学者在《甲寅》、《新中华》、《时事新报》、《东方杂志》、《改造》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鞭辟入里的文章，倡导联邦制，成为民国以来第一次舆论高潮。

湖南的联省自治运动

除了学者们的理论倡导之外，联省自治运动也有实际的发展。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8月末，国会恢复，宪法会议也于9月初复会并继续制宪。联邦派主张省制人宪，省长民选，以确定省权，中央集权派反对省制入宪，认为“省制问题萌芽未久，故今日尚属研究时代”。互相妥协的方案是，将省制列入宪法，但省长仍由中央任命，并规定省议会职权以不抵触中央法律为限。这本是双方折衷的产物，但宪法审议会进行四次表决，均因达不到三分之二多数票而未能通过，最后一次表决赞成票仅差4票，使赞成地方制度入宪的议员非常恼怒，为此发生了议会斗殴案。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中国政府是否参战问题上，北洋政府总统和内阁总理两派势力发生争执。黎元洪和冯国璋一派反对参战，段祺瑞一派主张参战。1917年5月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内阁总理职务。段祺瑞随即唆使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8省军阀宣告“独立”，中央的尊严受到严重损伤。此后北京政府不得不以大军阀马首是瞻。

1917年6月，北京政府撤免谭延闽湖南督军职务时，北京的湘籍人士，便提出了“湘人治湘”的口号。最先提出以联省自治方式来解决时局的，便是翰林院出身的湖南人熊希龄，他在当年给岑春煊的一封长信中说：“今欲行中央集权之统一政治，此后日见其难，实不如改行地方分权之联邦政治，当可徐善其后。”谭延间是第一个响应这个学说的人，他和熊希龄有深厚的关系。1920年夏，湘军把张敬尧从长沙驱逐出去，7月22目，谭延闽以湘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长沙宣布湖南省自治，并创制省宪，联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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