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的几年里，人类学家田汝康一直对一个问题如鲠在喉，那就是史学界突然对一个历史人物——杜文秀的评价来了个大逆转：他原本被视为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农民起义英雄，现在，他却成了为一己私利不惜勾结英国出卖云南的反动派。

十九世纪中期，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众多农民起义遍布中国，于1855年爆发的云南农民起义就是其中重要之一。起义军在首领杜文秀的领导下，攻占大理府，建立起大理政权。1873年，在清军的围剿之下，杜文秀起义失败。

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杜文秀都被视为“革命英雄”。但不久，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史学界几乎一致的指责杜文秀为“卖国贼”，连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范文澜、郭沫若都持此种观点。

然而，一贯严谨的田汝康并没有随波逐流。田汝康本是人类学家。1945年他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去马来西亚进行社会调查，取得了很大成就。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田汝康回国，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

田汝康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对杜文秀的一片痛骂声中，他却持怀疑态度。他早年留学英国时，曾在伦敦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翻阅过相关的历史档案。他可以肯定，杜文秀绝不是“卖国贼”。“出使”英国卖国的，是他一个名为刘道衡的部下。

《上杜公书》

刘道衡，云南文山人，在与杜文秀发生关系之前，史学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生平的真实记载。将刘推到历史前台的是一篇于后世发现的文献《上杜公书》。国内最早发现《上杜公书》是史学家白寿彝。《上杜公书》本是刘道衡为自己的文章所编的一本诗文集中的一篇，白寿彝将此文列入了他所编的《回民起义》一书中。1952年，范文澜任总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将《回民起义》收入其中。

按照文献的说法，这是刘道衡上给大元帅杜文秀的呈文，“杜公”即杜文秀。呈文的时间大概是在1870年前后。当时中国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西北农民起义，不过受到了左宗棠的严厉镇压。同时，清朝也正加紧镇压杜文秀政权。

在《上杜公书》中，刘道衡为杜文秀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策，核心就是欺骗英法两国，使其出兵北京灭掉清朝。刘道衡想借助英法的力量来减轻清军对大理政权的压力，但又怕英法看不上这个偏据一隅的小政权，于是先伪称正在西北五省起事的起义领袖们派密使上书杜文秀，请求其遣使从云南通过海路出使英法两国，请英法在北京举事，只要英法在北京一举事，西北的起义首领们便立即出兵中原，杜文秀也可以马上从云南出兵。几方力量一起灭掉清朝，然后奉英法做宗主。

批评杜文秀为卖国贼的学者们把《上杜公书》当成铁证，认为杜文秀同意了刘道衡这个呈文，于是派他出访英国。但田汝康通过查询英国档案，发现这样的推理是荒谬的。

根据英国驻缅甸殖民政府行政日志，刘道衡最先跟英国人接触并不是受命于杜文秀，而是受杜一个名为柳映苍的部下的指派。杜文秀的大本营在大理，柳映苍驻守腾越，也就是现在的腾冲，两地相隔不远但交通不便，事实上，杜文秀对柳的控制并不严。

历史上，腾越与缅甸之间有着通商的传统，双方常年在曼德勒以北的一个地方开展互市贸易。腾越的上层人士每年从贸易中获利颇丰，柳映苍就是其中之一。1870年前后，清军对云南起义的镇压力度越来越大，并且切断了腾越到缅甸的商路，使得腾越的收入与物资供应吃紧。所以，柳映苍迫切需要开通一条新商路，无奈之下他派出一个使团去缅甸商讨通商事宜。使团为首的是柳映苍的岳父马似龙，刘道衡是随行人员之一。

刘道衡变身

根据英缅政府行政日志的记载，马似龙和刘道衡的使团于1871年9月到达缅甸八莫。在这里他们会见了英国驻八莫政治代表斯比尔曼。此时英国已经在缅甸设立了殖民政府，这个代办处在郭沫若的著作中成了操纵大理政权的机构。

马似龙向斯比尔曼提出了开通新商路的要求，并暗示英国可使用武力打通此商路，但斯比尔曼表示英方不想介入起义者与清政府的纷争。

马似龙使团在八莫碰了钉子，于是提出会见英缅政府驻曼德勒的政治代表司徒罗弗，也就是斯比尔曼的上司。然而，令马似龙失望的是，司徒罗弗给出了同斯比尔曼一样的答复。马似龙只好返回八莫，并于次年1月返回腾越。

按理说，使团是离开了缅甸。但刘道衡却消失了，他去哪儿了呢？不到一个月之后，司徒罗弗的行政日志中出现了一个自称来自大理的使团。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刘道衡。他此时的头衔升级成了“首席大臣”。刘道衡声称，他是杜文秀的“义子”，此行是奉杜文秀之命准备出使英国，并携带了杜文秀准备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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