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英皇表》写道：“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谨表呈大英国皇上陛下，俯请圣安，伏乞鉴纳事……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成逐鹿之志……”

根据田汝康的分析，这《上英皇表》是刘道衡自己搞出来的。这是因为，其一，表中文字的笔迹与刘道衡写给英国官员的另外两封信的笔迹相似，田汝康请笔迹专家鉴定的结果是，它们同出一人之手，而这两封信是刘以后在伦敦写的；其二，《上英皇表》落款的日期是马似龙使团从曼德勒返回八莫之前，这时刘道衡不可能回到云南；其三，《上英皇表》的印章与大理政权通常所用的印章不同。

由于《上英皇表》是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史料价值极高。可以断定，刘道衡不可能是杜文秀所派，他消失的这段日子最有可能是留在曼德勒，而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搞到了若干随行人员、马匹和不少物资。联系到《上杜公书》，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大胆的刘道衡此时要自作主张“出使”英国了。

他拜会了司徒罗弗，但司徒罗弗很快识破了他“大理使团首席大臣”的假身份。按说刘道衡的闹剧该到此结束了，然而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却让这个历史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据伦敦印度事务部《印度机要文书》等档案记载，当时的缅甸国王曼桐正在筹划派使团赴伦敦进行正式访问。当时缅甸在名义上仍然是一个独立国，使团绕开了英缅殖民政府直接与伦敦联系，这引起了英缅政府的极大不满。不甘被曼桐轻视的英缅政府想到了“大理使团首席大臣”刘道衡。

在英缅政府看来，如果能使“大理使团”在伦敦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就可以将缅甸使团比下去，他们就可以出一口被轻视的恶气。在英缅政府的策划下，刘道衡与他的使团成员都搞了一个阿拉伯称呼，刘改名为“哈桑亲王”，副使叫“优素福亲王”，翻译叫“伊布拉木汗”……而杜文秀也被他们封为“苏丹苏里曼”。“大理使团”一行立即被送往仰光。

随后，英缅政府通知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大理朝廷持有苏丹苏里曼的友好贺词”将赴英国，文书特别指出，杜文秀目前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统治君主，“哈桑亲王是苏丹苏里曼的儿子”。英缅最高专员秘书惠勒甚至建议英印政府给刘等提供赴英路费。惠勒在给伦敦政府的印度事务部的文书中嘱咐说，“要好好招待，不要粗糙地伤害苏丹的友谊。”

由于曼桐此前曾离间英印政府与伦敦的关系，同样对曼桐不满的英印政府不但为刘道衡一行提供了路费，还派遣了两个文官陪同护送。为了与缅甸使团抢时间以最先赶到伦敦，英印政府更是不待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批准，就将刘道衡一行从加尔各答打发上船出发。

但到了伦敦，刘道衡一行却没像英缅政府希望的那样受到款待。

“出使”英国

这一时期，英国已经确定了支持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所以从一开始，伦敦政府就不欢迎刘道衡一行。人虽然来了，但印度事务部大臣阿吉尔公爵始终不出面，一切都由政务次官凯·约翰来敷衍，刘道衡压根就没机会见到更高级别的官员。同时，伦敦政府对此事处理得极为低调。

据印度事务部档案《致印度文书》记载，刘道衡一行到达伦敦后被安排到了一个很普通的旅馆里，生活费用由印度事务部支付。阿吉尔与凯·约翰曾就具体金额曾反复讨论，刘道衡一行的生活标准也就越来越低。

1872年6月11日，刘道衡正式向伦敦政府递交了《上英皇表》，并会见了凯·约翰。当刘道衡终于向英国人说出了他那个藏于心中多年的、联合英国推翻清朝的构想时，凯·约翰被震惊了。事后，凯·约翰立即向阿吉尔公爵报告说：刘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基于对英国政策和习惯的愚昧无知”，“简直是荒谬，因而必须予以坚决的回绝或是爽性置之不理”。

凯·约翰建议阿吉尔立即将刘道衡一行打发走，阿吉尔回复，“立即，或是让他们准备一下快点走。”

但刘道衡直到9月份才离开伦敦。归途中，他们经过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时，刘道衡曾企图会见土耳其苏丹，但没成功。

与刘一行相反，缅甸使团受到了伦敦政府的隆重接待。英缅政府和英印政府通过刘道衡打击缅甸使团的期望落空了。从刘道衡离开前一天起，伦敦《泰晤士报》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通讯，同时还有一封读者来信和一篇社论，批评伦敦政府忽视打开云南通商道路的重要性，还批评伦敦政府接待缅甸使节与云南使节差别太大，因为按“熟悉那个地区的人士”的看法，云南起义者远较缅王来得重要。

刘道衡一行回到仰光后，依然受到了英缅政府的隆重接待。在回到仰光之前，大理被清军攻陷，杜文秀起义失败，刘道衡无须回去“复命”了，便从此留在了仰光。

至于刘道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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