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印度大起义失败后，英印政府将莫卧儿王朝末代帝王巴哈杜沙及其家属被幽禁在仰光。1866年，巴哈杜沙去世。1871年，巴哈杜沙12岁的孙女洛努克按照习俗应该婚配，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拖到了1877年都没找到对象。这也让看管负责巴哈杜沙家属的英缅政府颇为头疼。此时正好有人找到了“哈桑亲王”刘道衡，刘满口答应。

然而，刘道衡在允婚之后却不举行婚礼。他对英缅政府说，他没钱养活洛努克，必须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他才举行婚礼。英缅政府非常愤怒，但也没有办法，最后答应给予刘道衡每月200卢比、洛努克每月250卢比的固定赡养费，并为之兴建了一座住宅。

就这样，刘道衡将金钱与异国公主一起揽进了怀里，从杜文秀的“义子”变成了莫卧儿帝国末代帝王的孙女婿，而他的胆大妄为却在数十年后让老上司杜文秀背上了“卖国”的黑锅。

都是政治惹的祸

杜文秀冤案并不是简单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据马来西亚一本文献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中科院现代研究所一位年轻的研究员根据一些三手材料写出一篇文章，指责杜文秀意图出卖云南给英国，“遣使访英”就是证据。一位领导看到此文后，约见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范文澜等人，在谈话中，还将杜文秀案与新疆的阿古柏联系在了一起。

范文澜在1955年之前就出版过几个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其中并没有涉及杜文秀卖国的事。然而，到了1955年出版《中国近代史》时，他却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1871年，杜文秀使义子艾山往伦敦出卖云南。英国政府利用泛伊斯兰主义这个反动旗号，指使艾山到土耳其讲具体的出卖条件……杜文秀是中国人，竟敢出卖祖国的云南和云南的各族居民，从他勾结英国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

此后不久，郭沫若承袭了范文澜的说法，并加以发挥，他在《中国历史》（初稿）中写道：英国“给杜文秀大批军火，帮助建立兵工厂。在缅甸八莫专门设立了政治商务代表处，操纵大理政权。杜文秀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自称撒里曼苏丹，改年号，造宫室，建立了一个所谓‘独立国’……1871年更派他的儿子访问英国、土耳其，准备进一步出卖祖国。”

那时，替杜文秀翻案，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扎实可信的证据。此前，少数几个学者如吴乾就等人就因为证据不够扎实，而被扣上了“替叛徒辩护”的帽子。于是，心有所疑的田汝康没有急于撰文，而是首先辗转通过各种途径向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索要相关档案。由于当时中英尚未建交，直到1962年，相关档案的影印件才寄到田汝康的手上。

在1963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田汝康发表了题为《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他引用了包括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国官员《治缅回忆录》、《伦敦每日电讯报》等大量外文资料，证明所谓的杜文秀派人出使英国，其实是刘道衡的个人行为。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田汝康又在文末加了一个小尾巴——“但究竟杜文秀应负什么责任以及其原因何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田汝康又收集了其他资料，将1963年的论文进行了重写，先后写出《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田汝康不再含糊其辞，而是明确表示，刘道衡“使英”与杜文秀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杜文秀卖国其实是一场历史冤案。

可以说，田汝康的文章扭转了国内史学界对杜文秀的主流看法，包括罗尔纲等人纷纷撰文支持田汝康的观点。

难得的是，当范文澜看到田汝康的文章后，主动给田汝康写信向其借阅影印档案。不过，田汝康将档案寄给范文澜之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范文澜担心影印档案在他那里会出意外，就又寄还给了田汝康。1969年，范文澜逝世，我们再也无从得知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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