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另外还有一个荒唐的事情。当时，由蛇口建一条马路通往深圳，工程是由广东省公路局承包的，领导这个工程的是广东省交通厅一个副处长。马路修得还差一两百米，他提出条件：给我十万块钱奖金，我就把它修通，你不给我就不修。

钱不能给，路也不能不修。袁庚的办法是告“御状”。他找到新华社的记者，一纸内参，送到了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批示：对卡脖子的官僚主义，必要时要制裁一下。于是，几天之后，这条拖了三个月的公路，建成通车了。陈禹山回忆说，像这样的绊脚石，在工业区的建设过程中四处可见，而让袁庚最发愁的却不是通公路，而是通电话。

陈：邮电部那些工程师，给蛇口工业区的人解释：你们要搞电话通信是不行的。为什么？就是建国初期定的，整个国家的电信出口局只有两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要在广州打电话到香港、到美国，必须通过北京、通过上海。那么现在你们自己想搞个出口局，这是不可能的。袁庚和我都跟他们争。

官司打到最高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再一次过问了此事。不久，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来到蛇口，调查情况。回京之后，他多方斡旋，终于帮助蛇口争取到了直通香港的一条电话线路。

陈禹山回忆说，后来袁庚提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曾经多次讲过，建设速度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蛇口人的思想还要跟得上建设的速度。于是在袁庚的倡议之下：在蛇口的一条公路旁边就悄然立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面写了这样两行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陈禹山说，这两句话，最早源于袁庚在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时候做的第一单生意。当时袁庚要买下一位香港老板一栋价值几千万的楼房，而且和对方约好了在周五下午两点钟签约，签约之后一起吃顿晚饭。但出乎袁庚意料的是，对方老板婉拒了签约后的会餐，因为他急着要把这笔钱存进银行。

陈：香港老板的车开到律师楼底下，发动机不关，上来马上签，签完以后拿上支票，陪同老板的人拿上支票就跑了，剩下老板和袁庚坐下来聊一聊。情况袁庚事后才知道，星期五3点之前支票必须存进银行。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星期五3点的时候你放到银行去，当时的浮动利率大概是14%。2000万块钱的话，就多出几万块钱。老板不能把几万块钱就这么丢了。后来袁庚觉得这个事情是在香港上的第一课，给他一种“时间就是金钱”的教育。

在此之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和建设，更让袁庚深刻体会了时间、效率在商业法则中的举足轻重。这句今天人们看来习以为常的话，却给当时在蛇口力推这一观念的袁庚惹了麻烦。

陈：口头标语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下边还有两句“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一共四句，有人反对了：顾客是皇帝，共产党干啥？最后就用了两句。

当时就有人说，袁庚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但是，争论最终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结束了。袁庚把那块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牌子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只说了一个字：对。

尽管仅仅用了14年的时间，袁庚就把香港招商局的资产从1.3亿变成了200亿，但是在陈禹山眼里，袁庚其实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商人。陈禹山说，除了经商赚钱，袁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蛇口这片土地的社会改革试验上。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蛇口视察工作，这给了袁庚一个大胆进言的机会。他给胡耀邦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事唯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

陈：他说，我们的干部是不怕群众的，就是怕顶头上司，为什么呢？因为上级能任命他，也能摘他的乌纱帽，群众对他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只能向上负责，他说他现在什么也不怕，就怕交通部，因为交通部能撤他的职。

胡耀邦走后不久，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被新成立的，由民主测验选出来的130名干部组成的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取代。和袁庚一起“打天下”的一批老干部因为落选，退居二线。此后一次次更加严肃的选举，让工业区的干部们体会到了竞争的残酷。

陈：有一个总经理，有一次开车出去，出车祸受伤了住进医院。选举的时候，选民问：总经理你那次出车为公还是为私？你受伤住院以后有没有领奖金？你怎么领工资的？

1983年第一届管委会成立时，袁庚获得130余张选票全票通过。而到了1985年，参加选举第二届管委会的1170名选民中有164名没投他的票，而素有袁庚智囊之称的梁宪竟然落选。陈禹山说，袁庚是个自己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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