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

1862年,临近不惑之年(39岁)的李鸿章来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第一次接触洋化世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形容自己的感觉:“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事隔34年,已过古稀之年(73岁)的李鸿章第二次完全置身异域,自称“顿扩灵明”。这是一次迟到的出访——1896年3月28日至10月3日,李鸿章对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英属加拿大进行了为期190天的访问,成为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此时的李鸿章,甫历甲午之败,饱经世事沧桑,他眼中的西方世界是什么样子?西方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位中堂大人?

西洋人眼中的李鸿章

西方报界对李鸿章评价很高,称其“入朝为宰相、在军为元帅、临民为总督、交邻为通商大臣”,是“中朝柱石”。欧洲雕塑家F. R. Kaldenberg曾为当时世界上的三大伟人塑像,俾斯麦在左,格兰斯顿在右,李鸿章竟居其中。在西方,李鸿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李鸿章为此自鸣得意,还在俾斯麦(82岁)面前刻意提到这一点。在俾斯麦本人眼里,李鸿章不过是他会见过的诸多外国政要之一。俾斯麦对清国也不了解,所以当李鸿章问他“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时,俾斯麦既不解情,也不知症,如何下药?俾斯麦对李鸿章也不是那么重视,在回答完李鸿章三个问题后,他觉得礼节已到,就转过头与德国驻清国大使聊了起来,把李鸿章晾在一边。有趣的是,李鸿章和俾斯麦之会是中国作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细节却很少被提到。

西方人注意到,两年前离开李鸿章的黄马褂和三眼花翎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和头上,他们为此感到惊奇(在西方国家,官员一旦被褫夺职务,很难官复原职),对李鸿章回国后重掌大权寄予厚望。他们还发现,李鸿章在参观的时候,“对一切都感到好奇,陈列机器设备那部分使他特别感到惊奇”。因此,西方人把李鸿章视为“中国未来口味偏好的总调剂师”,希望他回国后能够送来大笔订单,故对其非常热情。其实,大多数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官场,他们不知道李鸿章已经是个过气的人物,“很少或根本就没人知道李鸿章在自己国家的危险处境”。只有英国人看得比较清楚,他们看出“此老已谢封疆大吏之权,这次奉命出使也并不是为朝廷倚重,而是被与他意见不合的诸多权贵们‘屏之于外’”。英国人看到的还不只这一点呢:“来英而后,未遑而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

西方人果然失望了。李鸿章回北京后,仅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这本来就是个没有实权的职位,不到六天,他又因擅入圆明园而被部议革职,最后罚薪一年以示惩戒。《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的作者林乐知是美国传教士,在大清国待了四十多年,他的观点颇能代表西方的意见:甲午战争失败是因为李鸿章“精力渐衰”,而且“胜败第兵家常事,微瑕不掩全瑜”,李鸿章仍然是清国唯一的能臣,为欧美人所推重他们,都希望李鸿章回国后能够得到重用;李鸿章投闲弃用,“益以证中国之积衰,藐视即相因而起”。

李鸿章出洋,在俄国待的时间最长,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接触最多,所以维特对他的观察和看法可能是最近和最准的。在维特眼里,李鸿章首先是一个“十分率真而且认真”的人。所谓“率真”,其实就是李鸿章外交的“四字基本原则”——推诚相见。李鸿章曾亲口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所谓的“一言”,就是曾国藩在天津教案时教他的“诚”字。不过这要辨证分析:一方面,曾国藩也是第一次办外交,而且不太成功,李鸿章当时是不是立即接受了,很难说;同时,李鸿章这话是对曾国藩的孙女婿讲的,难免会拣好听的说。另一方面,李鸿章应该是接受了曾国藩的教诲,在其外交生涯中,的确践行了“诚”字。如李鸿章访俄期间,俄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甚至沙皇也亲自出面,劝诱李鸿章接受《中俄密约》。李鸿章上钩,劝清政府尽快接受俄国的条件,在给总理衙门的机密电报中有这样的话:“俄既推诚,华亦应推诚相与……。”当然,李鸿章毕竟久历外交,在西人眼中也是十分精明的外交家。维特在回忆录中就说,在他一生接触的政治家中,李鸿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李鸿章的确是有远见的,他曾警告俄国不要沿铁路南下,俄国不听,结果与日本发生冲突,在日俄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

在为官任事上,维特认为李鸿章封建落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莫斯科霍登广场由于人太多,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挤死压伤2000人左右,是为“霍登惨案”。当时,李鸿章就在观礼台的贵宾席上,他问维特是否要将这件事如实上报沙皇,维特称是。李鸿章就开始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训起人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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