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因为寿数无多、无权乏威、识见不足,李鸿章做不到了。那么,如果李鸿章有机会从头来过,并具备某些条件,他能否使清国实现富强之梦呢?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的历史往往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如果李鸿章回国后重掌大权并延寿数年,他能否带领中国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恐怕不能。李鸿章是一个官瘾非常大的人,曾国藩就说他“拼命做官”,他绝不会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例言之:甲午战争失败,不少人指责慈禧,说她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但李鸿章就没有责任吗?如果说慈禧是“舍国家,为哀家”,李鸿章就是“送银子,保帽子”,连声儿都没吭一下。还有,修颐和园耗银750万两,不可谓不巨,可是,当王文韶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发现淮军存银竟有800多万两!李鸿章本可垫用此款发展北洋海军,可他没有。进一步说,即使李鸿章能够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他的见识也不足以支持他改造大清国。李鸿章晚年出洋的收获,并未使其跳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窠臼。梁启超曾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比较,认为伊藤博文更强的地方在于“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可谓一语中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出过国,但有三大不同:从动机上看,伊藤博文前后五次出国,都是为了考察西方富强之道,其中1882年出访更是直接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李鸿章则是为了避祸,并执行联俄制日和提高关税税率的任务;从年龄上看,李鸿章73岁才第一次出国,他比伊藤博文大18岁,出国却晚了整整33年;从时间上看,李鸿章在国外只待了半年左右,伊藤博文则待了5年半。

如果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样有足够的见识,他就能成功吗?纵观19世纪崛起的国家,多为同一种模式,即精明强干的国相与思想开明的君主密切配合,如俾斯麦与威廉一世、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只有李鸿章很不幸,他遇到了天花板——顽固而保守的慈禧。大清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高统治者就需要革自己的命,可能吗?今有其例——2008年,受国人爱戴的不丹国王主动宣布君主立宪,举行多党大选,把权力交给了首届国民政府。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清国,没有可能。直至日本在1904年战胜俄国,取得明治维新以来第二次对外战争的辉煌胜利,大清国上下终于认识到这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战胜了俄国的专制独裁体制,张之洞、袁世凯等才建议效仿日本进行君主立宪,才有五大臣出洋,才有清末立宪。遗憾的是,清末立宪不过是个骗局。在这个问题上,旁观者伊藤博文洞若观火。清朝维新变法之年,伊藤博文曾以私人名义遍游中国,同年12月回国后,他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讲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看来,只能延寿和仅有见识不行,还必须要有充分的权力。大清国自雍正朝以来,最高权力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即使在权力最盛的时候,也没有在军机处待过。那么,如果李鸿章的权威能够像俾斯麦一样盖过皇帝或者他直接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领导大清国,历史是否会改写?李鸿章没有这样做过,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这样想过。1880年伊犁危机时,清政府通过赫德邀请戈登(时任印度总督秘书)来华帮助御俄。戈登在天津逗留数月,专门拜访了镇压太平军时的老搭档李鸿章。两人谈到中国的困局,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显然没想到戈登会提这个胆大包天的建议,他的反应是“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李鸿章虽未置可,却也未置否,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值得玩味。如果说1880年的时机尚不成熟,那么十年后,李鸿章有了更好的机会。1900年7月,李鸿章应召北上纾难,途经香港,专门拜会了港督卜力。卜力极力劝说李鸿章领导两广独立,但李鸿章“没有留下任何的表示”,反而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指资产阶级党人)利用香港作为基地”。也许,李鸿章并不满足于在南方局狭之地当个山大王,所以很感兴趣地探询英国对大清国未来以及统治者的意向,并特别问及“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他还“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

前述三个条件,倘仅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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