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做官太久,突然无所事事,是很难适应的。李鸿章尽管年事已高,但官瘾未降。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期间,袁世凯劝他引退,他死死抱住唯一的文华殿大学士不放,把袁世凯骂了个狗血淋头;在离别北京的友人准备出洋时,李鸿章“语虽沉痛,而神气并不沮丧”;在告别英国的演说,李鸿章坦言自己“深冀回华之日,再握大权”。

然而,在光绪皇帝那里,李鸿章彻底失宠了。《中俄密约》签订之初,光绪曾当着众大臣的面,称赞说“鸿章为最有能之大臣”,而王文韶(时已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可为阁员而非封疆之才”(注意,在光绪的评语中,李鸿章无姓而王文韶有姓)。及至德占胶州,俄国侵占大连、旅顺,光绪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怒责李鸿章:“汝等言俄可倚,与订约,许以大利;今不独不能阻德,乃自渝盟索地。亲善之谓何?”李鸿章只能脱下帽子,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

在同僚眼里,李鸿章的官运之花也凋谢了,成了“拔毛的凤凰”。李鸿章出洋,与其说是老佛爷的一纸恩赐,不如说是由无数政敌弹劾奏章所逼。在李鸿章出洋的半年多时间里,“他的敌人却一直在北京忙碌”,他的朋友和他划清界限,他的嫡系纷纷改换门庭,官场势力重新洗牌,完成了重组。所以,李鸿章回国不久遭遇的“圆明园事件”可以有丰富的解读。——守门太监想向李鸿章要点买路钱,李鸿章没理他,结果就被举报了。这表明,李鸿章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都在政敌的监视之下,稍有差错,就会成为被弹劾的把柄。李鸿章之所以能保住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职位,只是丢了一年的工资,还是他花了“三万九千两”白银去打点对他尚抱同情的京官的结果。

老百姓的是非标准很简单也很朴素,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结果。全国人民只看到赔了日本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割了台湾(当时日军尚未占领)、丢了颜面(日本一向以中国为师),这一切都是因为李鸿章打不赢,签了字,所以李鸿章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老百姓嘲笑和挖苦一个权贵很有意思,方式之一就是“姓”加上其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所以刘邦被叫做“刘二”、奕诉被叫做“鬼子六”、李鸿章也被叫做“李二”。尽管李鸿章出去躲了半年,但直到他死时,老百姓都没有忘记他这个“卖国贼”。李鸿章去世时,北京市民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相提并论,写了副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无论李鸿章本人有多么委屈,他在当时老百姓和现在不少中国人的眼里,还是“软蛋”和“投降派”的形象。为李鸿章平反的声音不是没有,但只是部分学者的观点,只能在严肃的学术论文中看到。

唯一理解和同情李鸿章的,恐怕只剩下一些知识分子了,但他们也觉得李鸿章“老来失计”。黄遵宪就是其中之一。当李鸿章离开上海准备出洋时,曾对黄遵宪说:“联络西洋(俄),牵制东洋(日),是此行要策。”李鸿章回国后,在给同僚的信中又自信满满地说:俄国之行不虚,可保清国二十年安枕无忧。结果,他回国不到两年,列强就掀起了瓜分大清国的狂潮。黄遵宪遂在李鸿章死后所作的挽诗中写道:“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平心而论,联俄制日的策略是全国一致的呼声(除了严复等个别人),也算是清政府集体智慧的结晶,李鸿章不过是具体谈判的执行者,最后拍板的还是北京的最高决策层。问责之下,李鸿章难逃干系,但黑锅也不能全让他一个人背。

李鸿章眼中的西洋

甲午战败、马关遗耻、官场失意,李鸿章把自己关在北京贤良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初次入京觐见的宿处),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提出了“纸老虎”和“破屋子”理论,似乎他已经意识到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全面改革。其实,李鸿章这段理论有一个前提被忽略了,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就“练兵”和“海军”而言,尚未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

1864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学外国利器觅制器之器》的折子,提出了一个坚持一生的观点:“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对西洋武器装备的崇拜贯穿了李鸿章的一生,在访问西洋期间,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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