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的风向整个转变了,成为口径一致的反右。此时,他虽然也不得不批判彭德怀,不得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不赞成把所谓反右倾向更大范围发展,而主张将批彭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他坚持认为,彭德怀信中所提的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尽管庐山会议后,全党已形成主流的反右倾思潮,他在国务院汇报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时,仍然赞成降低指标,并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时隔不久,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庐山会议没有就反“左”问题,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而深自感叹:

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作者注)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教训很少。

痛心的家乡之行

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庐山会议后,经济继续过热,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多次提出要“降温”,在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毛泽东也承认自己“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对形势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乘着两辆越野吉普车,从长沙出发,开始他的长达44天的湖南乡村调查。越野车一前一后,时行时止,他不时地走下车,来到田间地头,怎么也看不到报纸上所宣传的红旗招展、人潮如海的景象,映入眼帘的竟是死水般的沉寂。离开家乡已经41年了,他本应有游子归乡的喜悦,可是,此刻的心头却如铅一般的沉重。他信步走到田间,搓开一堆人粪,蹲下身瞅了瞅,从未舒展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低沉地对身边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

这次调查,按照临行的构想,主要是搞清这样的问题: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已经实行的政策够不够;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新政策。他调查的第一站是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刚来时,干部群众由于经历了过火的斗争,人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他对此尤为感慨,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

他走家串户,查看山林水塘,找干部群众谈心,问长问短,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同时也给他们透底交心,他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都好才行嘛!”他以真诚换来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消除了顾虑和抵触情绪,个个都愿意找他谈心,以至于在会上,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类的家长里短,都议论得沸沸扬扬。

“大跃进”中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公共食堂,群众议论中,最烦心的也莫过于公共食堂。刘少奇对此直言不讳,认为“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说着,他还扳着手指数起来,大办食堂有四大缺点:动用过多劳力种菜、砍柴;集中吃住,不利生产;大办食堂,肥料减少;食堂专烧硬柴,毁坏山林。他知道食堂问题已是关乎民生的焦点,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中央调查组来湖南向他汇报时,他明确表示,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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