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离开天华大队了,对这里的干部总得提点希望,他认为天华大队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带有普遍性,那就是缺乏民主作风,压制不同意见。他叮嘱这里的干部:“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

离开天华大队,5月3日,刘少奇驱车来到阔别40年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个大队有15个生产队,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有五分之一的人欠债。由于大办食堂,村里看不到一只鸡一头猪,原先茂密的林山,也被砍成光秃秃的瘌痢山。就是这样一个贫困的大队竟然也要搞什么“十大建筑”,放弃良田和鱼塘,还将45户农民的房屋拆掉,并把10多户农屋占为公用,说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回家几天,他虽然找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与干部群众接触的面毕竟有限。于是,他在自家老屋里,邀来农民和干部座谈。看着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他动情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活跃,他不时地询问,也不时地插话。他让乡亲们与1957年比比看,是不是“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到食堂时,他的态度更为恳切和坚定,“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座谈会开了半天了,大家意犹未尽,散会前,他一再要求乡亲们常去北京,向他反映真实的情况,他说:“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回北京前,他步行去距此不远的赵家冲,看望大姐刘振德。途中乡亲们看见了,尾随和簇拥着他,边走边聊,他又掌握了许多乡情民瘼。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家乡之行,给了他许多感性的体悟,“左”倾错误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直接的受害者,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乡之行,刻骨铭心。农民的衣食温饱,他已感同身受,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这种情感的刺激,使他发自肺腑地喟叹:“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大胆的经济改革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

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大胆提出很多人避之都唯恐不及的问题:反“左”。他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显而易见,他有意将反“左”作为口号在全党形成共识,以避免再犯急躁盲动错误。

他不赞成把问题都归结为天灾所致,而赞成湖南农民的话,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人祸”就是“共产风”、瞎指挥、高指标。对于那些仍把工作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他批评道:“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对“左”倾错误造成的苦果,已是痛心疾首,以至于在讲话中多次触及这一敏感话题,他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他的警觉之言,已全然忘记了忌讳,须知路线错误非同一般,在党的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是没有不下台的。

这些话在高层干部中引起震荡和反响,大家都开始直面“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困难。毛泽东在会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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