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会议后,也就是1961年7月,他又带领调查组,来到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调查林业生产的情况。在小兴安岭林场,他仰头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担忧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把它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与会者达7118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本来他有一个书面稿,并由中央政治局传阅通过,会上的讲话是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建议他:“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他对这几年的问题可谓是烂熟于胸,而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感到是迫在眉睫,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正是这种情绪的激励,他的讲话才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的估计,而是尖锐地提出:“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而困难的具体表现是: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

他的讲话如醍醐灌顶,句句话直透心底,给与会者以清醒的感觉,与会者屏声静气地听,因为,他批评的一些惯有的思维和提法,都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如:“左”比右好;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对群众、干部的“错误的过火的斗争”等等。他还对过多地开展运动,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在讲到三面红旗时,他婉转而贴切地地提出了质疑: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20年以后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终于对“三面红旗”“作出结论”,指出,它“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已经到了非痛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刘少奇所说,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中央确定国民经济调整的三项措施:一曰“下马”,二曰“减人”,三曰农业“增产”。刘少奇主张,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一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

到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已初见成效。他的思考也越发的深邃,筹划着经济改革的试点。他对薄一波说: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厂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

他提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等部门组织专业公司。他说:“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下,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做当事人,不好吗?”不过多地干涉经济生产,“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后来,他更进一步地提出办总公司、办托拉斯的构想。企业让托拉斯去管,部只管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做群众工作。他的这一构想,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是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突破,而具体的付诸实施,则苦苦地等待了20多年,中国开始全面的经济改革的时候。

辞职于乱世之秋

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不满意于刘少奇等处于中央一线的领导,认为他们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右倾,“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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