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1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基本完成。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生产发展,市场兴旺,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我们真的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刘少奇功不可没。

可是,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阶级斗争的理念就像幽灵似的,一直纠缠不休,尤其是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已经公开化,而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使党政机关瘫痪,大中学校停课,“打倒”、“横扫”的风浪,一浪高一浪,全社会都进入无序的乱态之中。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毫无精神准备,为维护稳定的局势,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并向毛泽东汇报,决定向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把运动限制在纪律和秩序的范围之内。

毛泽东回到北京,对派出工作组极为不满。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评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起了阻碍群众、镇压群众的作用,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并以一种无奈的心情,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已经直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而大字报中的一段话:“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段话确实是耐人寻味。

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不满意于刘少奇等处于中央一线的领导,认为他们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右倾,“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不赞成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与毛泽东产生意见分歧。这一切,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产生了怀疑。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在一番长谈中,对接班人问题发出这样的感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与1959年推荐和介绍刘少奇作为自己接班人的那番热情相比,毛泽东的态度已是判若云泥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建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常委原为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会议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常委,常委排序也调整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而仅仅提及林彪为副主席。如此安排再明显不过了,刘少奇再也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了,而取代他的林彪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刘少奇是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他在会上一再检讨,承当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一直不理解,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在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时,毛泽东就断言刘少奇对这个决定“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面对广场上人潮如海、欢腾雀跃的青年学生,刘少奇淡淡地对伍修权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他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也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的“错误”加码,可是,林彪、江青等仍然鼓惑、煽动青年学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声浪便遍及北京以至全国。他很痛苦,曾对家人说:“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他从维护整个大局的角度,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这个“最大的痛苦”。

运动之初,毛泽东也在很多场合,为刘少奇开脱,指出,“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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