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1月11日报道

王夫之、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等历史名人，读史者都知道他们是湖南人。而本书作者要把这些人从中国历史中区隔出来，将王夫之视为湖南民族主义的祖师爷，将“湖南民族主义”建筑在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之上，甚至认为湖南人不是中国人，岂是稍读中国史者所能认可？

《湖南省的爱国者》

读完《湖南省的爱国者》（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不禁感到惊异，因为这位作者，美国麻省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助理教授波拉特（Stephen R. Platt），想要把湖南写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书名看，作者标出湖南省的爱国者，以及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好像是将湖南作为地方史来研究，其实不然。地方史研究虽重地方色彩，毕竟是一国之地方，然而此书作者断言：“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一样” （页4）；认为湖南人的忠诚不出湖南，也就是湖南第一，即使会考虑到中国，最多是第二位而已。作者更清楚地说，他不是要以湖南来增饰中国，而是要以湖南来“质疑”（question）中国，提出“对中国前途的另类看法” （visions of another Chinese future, 页5），不言而喻，那是一个分裂中国的未来。于是，他提出所谓“湖南民族主义”（Hunanese Nationalism），也就自认为理所当然了。这种论调在晚近西方世界，也许并不觉得陌生，因为自苏联解体以后，总觉得威胁来自过于庞大的中国，且不论政治上的大量“中国威胁论”，即使在学界也时常出现回响，所谓“中国有南北两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或“中国的历史一直被国家所绑架”等论述。现在出现不认同中国的“湖南国”，也就不足为异了。

此书作者要建立湖南的民族主义及其独特的文化认同，势必要有所本。于是他提到屈原、贾谊等等，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晚清“发现”了湖南学者王夫之（号船山），成为现代湖南民族主义的“祖师爷”（ancestor），也是此书第一章的主题。他提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告诉我们那是一本分析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作（页17），证明他只是望书名生义，并没有翻过这本书，因而不知王夫之读通鉴是在议论书中所载的史事，而不是在分析司马光的这部名著。接着作者极力叙述推重王夫之的郭嵩焘，以及一大群湖南人，如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不过，他竟把刘蓉认作“湘军的一个将军”（页24），容我介绍他看看陆宝千写的《刘蓉年谱》，以便熟悉一下这位理学家的生平。至于他把湘军视同湖南的“国军”，相信湖南人是一“坚强而独立的民族”（页29），都是言过其实之谈。

这位作者说，被湖南人“重新发现”的王夫之是“湖南人的，有别于中国的”﹙页33﹚；换言之，王夫之仅被湖南人所认同，与中国无关。然而我们知道，当郭嵩焘拟在妙高峰兴建船山祠堂时，有许多湖南人反对，因郭氏坚持而得以完工，所以也说不上是湖南人的共识。郭嵩焘固然仰慕王夫之，但原因是“船山能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非元明以后诸儒所能及”，又题写联语，赞美船山先生说：“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都是将王夫之置于中华学统之内来褒扬，并未将其外于中国。郭嵩焘所说的“盛衰”与“国家”也都是在指中国而非湖南。

作者于王夫之之外，在第二章以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郭嵩焘，因他认为郭在王的基础上奠定了湖南的独立运动。他很明白地说“郭的目标不是要改善儒教中国，而是湖南”（页38）。但湖南人却不领情，痛骂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作者竟将“拔乎其萃”译作“离开他的亲戚”（apart from his kin），将“不容于尧舜之世”译作“他不能容忍尧舜那种人” （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 （页39），显然连尧舜是何人亦不知。这不是小问题，而且又非孤例，如郭氏的诗句“海外人归秋色尽”，诗人从英国归来时秋天已过，但作者却译作“秋色注满一切” （the colors of autumn infuse everything），意思正好相反；“贾生祠宇疏泉石”，诗人所见的贾谊的祠堂只有稀疏的泉石之胜，但作者却译作“这里的贾谊庙被石头溪床疏忽了”（here lies Jia Yi's Temple, neglected by the 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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