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湖南与满清覆亡》的第五章里，在作者笔下，湖南籍的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也都是为了湖南而革命；然而若按照作者的逻辑，湖南人所组成的革命团体应叫“湘兴会”才对，何以称“华兴会”，要振兴中华呢？华兴会又于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从具有地域性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作者似乎忘了光复会﹚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作者也注意到此一发展与其思维相左，然却辩称，那是黄兴的“妥协”、“权宜之计”（a partnership of convenience），只是表面上与孙中山合作（页132）。于是，作者又回到原来论点：湖南人就是为了他们的独立自主而奋斗。

作者认知到同盟会成立后，陈天华呼吁超越地域的“泛中国革命运动”（pan-Chinese revolution）；然后说陈天华跳海自杀后，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基于国家的泛中国爱国主义，另一封则要湖南维持自己的组织与认同。作者认为这两者是不相符的，不似出自一人之口（页136）；其实，爱乡、爱国何矛盾之有？先爱乡，再爱国也在情理之中。但此书作者刻意将之区分，所以力言湖南人只是利用同盟会“来推动自己的精神和目标”（页138）。接着引用湖南人办的期刊《洞庭波》，宣扬湖南民族主义，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湖南人所受到的致命威胁，不仅来自满洲人、外国帝国主义者，还有其他的中国人（页142），甚至说“满洲人、其他各省的中国人、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从心底仇恨湖南人，想要尽数歼灭南楚民族”。于是湖南成为被压迫的民族，虽参加泛中国的同盟会，但并未停止强烈的湖南“分离主义”（separatism），湖南不宜视为省，而应以“种族”（race）视之（页143）。我们必须说，以中国省籍观念之强，欺侮外省人并不稀奇，但是说各省的人一起来欺侮湖南人，岂非有点奇怪？总之，作者认为受迫害的湖南人“会起来驱逐所有的外人”（would rise up to drive away all but their own）（页150）。湖南人欲建国以自救的作者言外之意，不言可喻。

作者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满清覆亡，仇满失去意义，王夫之又成为湖南人的资产。新湖南的认同，于是在第六章里聚焦于湖南在民初追求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自治。当宋教仁被刺身亡后，湖南的谭延闿宣布“独立”（页158）,虽被袁世凯派遣汤芗铭去镇压，但由于船山学社与船山思想在湖南的复苏，引发“湖南省籍主义”（Hunanese provincialism）的全面勃兴（页162） ，惟不知所勃兴的与前述“湖南民族主义”是否同一回事？事实上，作者引述一些不知名的湖南人的说法，湖南从船山“获致独立的特殊能耐”（Hunan's unique capability for independence derived from Wang Fuzhi's scholarship）（页163），于是终于宣布湖南独立（页169）。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反对袁世凯的地方势力莫不宣称独立，独立于袁政府之外，那是反袁而非反华。所以袁世凯败亡后，包括湖南在内的各省，并未继续独立。作者将湖南推向独立之路似乎又中断了。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组织了湖南驱除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作者在第六章里以相当多的篇幅详谈杨昌济，显然是为他的女婿毛泽东铺路。杨昌济在湖南专注教育改革，以“教育湖南的新公民，为新国家奠基”（to educate new citizens who woul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state）（页173）。作者更进而提到杨氏重新阐释王夫之，以强调湖南省的民族主义，认为船山的“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因满清覆亡而失去其重要性，所以杨氏要使王氏“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省的民族主义” （provincial nationalism）。作者认为这是根据在郭嵩焘所奠定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湖南的反抗与自主传统，以建立“新型的省籍公民”（a new prov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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