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郭嵩焘在湖南建庙宇，视之为建立自屈原、周敦颐、王夫之以来的“湖南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页50），建学校只是要振兴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然而，我们知道郭嵩焘创办思贤学舍，明明是要“汉宋并重，行己有耻”以及法“国初诸老气象”来改革其他书院的恶习，并不是什么“湖南的特殊命运”（Hunan's unique destiny） （页51）。国初诸老如顾炎武或黄梨洲，都不是湘人。我们实在看不出郭嵩焘会视湖南人为有别于中国的特殊族群，“明显不同于其他的中国人”（the Hunanese were unique and distinct from the other Chinese）（页62）。

第三章讲戊戌变法前的湖南改革运动，并引进谭嗣同，说谭曾尽读船山遗书，并从船山书中发现了民主（页87）；谭氏对郭嵩焘之欲改良湖南，也极表同情，以便建立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湖南的改革，也就成为郭嵩焘改革之梦的实施。作者认为，谭嗣同视湖南是“国”而不是“省”，是要提醒湖南人是自主的人民，不受清帝国的节制（页80-81）。我们的认知是，当时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有亡国的忧虑；在此情景下，有些湖南人呼吁独立，其心志是要救中国于既亡，而不是乘中国之危搞分裂，实甚显然。但此书作者却刻意将改革视为湖南的建国运动，自王夫之、郭嵩焘以来，终于水到渠成，好像是万事俱备，只欠一支军队（页86）。作者将戊戌变法前的湖南改革，说成分裂或排满，都是言过其实；既然说谭嗣同早在1896年就已有反满的种族主义（页88），何以不到两年就去为满洲皇帝服务，并为之而死？作者将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当作“军机处的秘书”（页91）是错误的，如果“秘书”是“章京”的翻译，则四章京之中，并无康梁！可想而知，作者对于谭嗣同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烈士的说法，甚不以为然，还因而质疑当时的中国到底有没有民族主义，因当时中国的政治实体是帝国，而谭只为帝国服务了十九天（页91）。如此辩解并无效用，因当时的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好像都有民族主义的。

作者说，谭嗣同死后两年，唐才常终于建立了湖南的军队（页93）；他把唐才常的“自立会”译作“独立会”，“自立军”译作“独立军”（页95），以便强调湖南的“独立”。然而，唐才常在华中的起义，明明是康有为授意下的勤皇行动，但作者一定要说主要是“湖南人的叛乱”，而其使命是要为湖南人“谭嗣同复仇”（页96）。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唐才常成功了，难道康有为会去当“湖南国”的公民不成。

庚子事变后，清廷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不少是由省选拔出国，到日本的最多。此书第四章就是在强调：当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发明”中国民族主义的想象时，留日湘人则出现以湖南为主要的“想象”。当“非湖南人”章炳麟倡导以王夫之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资产”时，在日本的湖南学生开始更强烈地表示王夫之是他们湖南人的，认为是他们的“精神之父”（their spiritual father）（页107）或“湖南民族主义之父”（the father of Hunanese nationalism）（页108）。章炳麟这位国学大师兼中国民族主义者绝不会想到，竟有人说湖南人在跟他争夺王夫之。而此书作者对章炳麟的理解也大有问题，他只知道太炎以种姓排满，却不知太炎对中国是一“历史民族”的论述。他先自以为是地说，太炎认为曾国藩是不自觉的革命党，而后批评太炎的说法不合乎历史（页105）。我们知道太炎骂过曾国藩是汉奸，但现在作者说曾国藩被章指为革命党，却不给我们提供章氏此话的出处。

在此书作者的笔下，蔡锷也成了湖南的民族主义者，说蔡氏认为湖南不是像日本的长州藩或萨摩藩，而是像全日本；又说蔡认为将来的湖南会等同英国或法国，而清帝国其他疆域则将会像罗马帝国一样地崩溃，而与湖南无关（页108），处处要强调湖南是一个国家。中国固然有很强的地域或省籍观念，但不能等同分裂主义。湖南的爱国者在当时中国危亡无日的情况下，提倡独立以自救并为中国先，相信湖南为中国前途之所寄，以及湖南人可以给中国以新生命，其实都是湖南人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

作者认为，杨度也是湖南民族主义者，并引杨氏豪语：“中国不会亡，除非湖南人死光”为说（页111）。其实，这句话意谓湖南人会为中国战到最后一人，更表现了这个湖南人的中国民族主义。然而作者经过对“中国”一词在地理和文化上强作解人之后说，“中国不是一个不可分隔的实体，湖南人首先要解救湖南，其次再救中国”；换言之，“湖南的爱国者以建立湖南主权为首要”（the Hunanese patriots would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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