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昌济教育下的下一代湖南青年中，在作者眼里非毛泽东莫属，虽然有点依赖后见之明。作者为了强调毛泽东之湖南主体性，说毛泽东热烈地仰慕王夫之，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是黄兴而不是孙中山的运动，说毛泽东接受杨昌济的教诲以个人主义为尚，以曾国藩为榜样等等。作者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地方传统的继承者，并以唤醒湖南自任。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全国性的反帝运动，以解放中国为目的，但作者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反帝活动，不是关切中国之从外国解放，而是湖南从“其他”中国人（如张敬尧）的压迫中解放。作者因而断言：“五四运动的主流涉及中国历史议题，反抗外国列强的干预，而湖南的活动家则涉及湖南历史议题，反抗中国之干预。”（页195）作者显然把湖南人反抗张敬尧的统治，等同反对中国人的统治；事实上，作者也不得不指出，毛及其伙伴强调湖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湖南的改革是全中国改革的一部分。然则将湖南人与中国人强作区隔，又为何来？

但是作者并未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写到1920年的夏天湖南人赵恒惕赶走张敬尧，谭延闿回主省政，毛泽东于6月23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乘此机会建立湖南成为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完全独立的实体，毛泽东等更要建立湖南共和国，强调“中国应分裂成许多小国家”（页203）。然则以“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为题的第七章，主要内容不是自治运动而是独立运动。事实上，自辛亥革命以来，地方对抗中央莫不宣称独立，诚如作者所谓旨在“铲除专制主义”（页202）,并非如作者所想的要永久分裂于中国之外。孙中山不但宣称独立于北洋政府之外，而且在南方成立独立政府，难道孙中山也是分离主义者？至于当时年轻一辈如毛泽东等人在特定时空内的过激言论，若谓湖南人不是中国人，甚至不是汉人云云，既不符事实，也无影响，即无意义。毛泽东最后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显然不是一个狭隘的湖南民族主义者。作者刻意描述湖南是像瑞士一样的独立国家之余，结果所产生的湖南宪法却是省宪而非国宪，联省自治亦非分裂运动，似与作者所设想的逻辑不合。作者力言，“大清帝国不是民国，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页220），但历史发展的结果，今日之中国，除了蒙古之外，基本上承继了大清帝国的疆域，而且像美国一样，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湖南只是一个省而已。

作者写作动机原是觉得在现代中国的论述中，湖南人被忽略了，其实不然。王夫之、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谭延闿、毛泽东等历史名人，读史者都知道他们是湖南人。然而作者要把这些人从中国历史中区隔出来，将王夫之视为湖南民族主义的祖师爷，将湖南民族主义建筑在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之上，甚至于认为湖南人不是中国人，岂是稍读中国史者所能认可？

内容之外，不得不指出此书若干编辑上的缺失：内容时有重复之处、没有引用书目可稽、脚注并不周全，汉语拼音全无汉字对照，使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姓名无法查考。作者又误以为上海公共租界在苏报案无前例地干预司法，似不知租界内有审判权。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未能免于此等缺失，尤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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