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难道被贪污了？

旻子：那倒不会。但这笔钱，他们可以自由使用，出书、办活动、请客等等，这样他们的影响力做起来了，如今民间对日索赔等，他们搞得最有声势，俨然成了中国劳工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有经费。所以说，那2.5亿日元成了一笔“政治活动资金”。

安野和解=花冈和解

晨报：那么，“安野和解”又是怎么回事？

旻子：它完全仿照“花冈和解”的路子，在2009年10月23日也成立了“西松安野友好基金”，由日本民间组织“自由人权协会”负责运作。

晨报：似乎王选律师不认同“花冈和解”，却认同“安野和解”？

旻子：“安野和解”与“花冈和解”是一样的，负责两案的日本律师内田雅敏自己都承认：“从框架上，‘安野和解’和‘花冈和解’是完全一致的。”两案的核心都是日方回避谢罪问题，用极小的代价解决了战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安野和解”更可怕，因为“花冈和解”还只是个案，有了“安野和解”，以后类似“和解”将成为日本解决劳工索赔问题的固定模式，这是日方所期望的。

很难理解王选的转向

晨报：著名律师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安野和解”。她认为如果不“和解”，劳工将无法得到赔偿，与其得不到，不如争取一点算一点。

旻子：我不知道王选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说法根本不正确。不“和解”，劳工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追讨工资，暂时先不谈“谢罪”问题，这种劳动纠纷的官司赢面很大，因为当年日方企业没付工资，这么多年利息加上日元贬值等因素，劳工所得肯定大大高于两万元人民币。二是日本法院不受理，可到中国法院提起“劳动纠纷”诉讼，同样有效。如果签署了“和解”，以后就再也无法解决了。

受害中国劳工，该怎么做？

2009年11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宾馆四楼会议室，由神户“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组织召开的关于日本西松公司“安野和解”的中日民间座谈会上，出现了令人心痛的场面。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老人历数对“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的不满之后，“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邵义诚老人站起来，对李良杰说：“你们有本事也去搞一个啊！也要到钱啊！”李良杰顿时大怒，高声喊道：“你们不要脸！你们是叛徒！背叛了中国劳工！”

就这样，沟通会戛然而止，两位当年被强掳到日本的劳工，如今为“和解”而闹翻了脸，这一幕，真实地体现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目前所面临的困境，10多年过去了，中国劳工在日本法庭上屡战屡败，彼此立场不统一，被迫达成一个又一个“和解”。可不“和解”，又该怎么办呢？

作家、日本问题专家方军：

我们不能对别人抱有幻想

“花冈和解”与“安野和解”的细节，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我只想强调一点：不能对别人抱有幻想。日本人肯定是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的，他们只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不会真正帮我们。包括一些所谓的“华侨”，他们的产业在日本，在日本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劳工呢？

我有一个比喻：日本是船上的社会，船上资源少，风险大，所以日本人团队精神特别强，他们非常重视信息处理，总在窥视着别人，65年过去了，日本人的国家认同感依然那么强，一旦遇到问题，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日本利益。

至于“花冈和解”中的林伯耀，我接触过几次，人很热情，常到中国来，和大家打成一片。林伯耀在国内捐了很多款，大家都觉得他很慷慨。其实，这些捐款对他个人也是有好处的，他可以带着捐款回执到日本依法避税。

值得一提的是，在“花冈和解”、“安野和解”过程中，国内一些研究机构选择了沉默，这很不正常。为什么他们不开口？因为日本人一趟趟请他们去日本玩玩，有的单位从上到下去了200多人次，你说他们怎么好意思表态？

抗战时，日本人就善于搞这一套，翻开历史，卢沟桥事变前，日本人就经常到中国军营，和中国军官吃吃喝喝，结果人家把中国军队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一开战，29军10万人打不过人家1万人。

为什么“二战”中参与犯罪的企业至今不肯谢罪？因为他们从心里看不起你。现在国内有的“专家”，拿了点好处，马上就帮日本人说话，一点骨气都没有。

也有什么“协会”找过我，说要“赞助”我，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缺钱。

现在国内的劳工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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